二
　　如果上述分析成立，那么，我们就要问一问，为什么人们会谴责这些记者，甚至称传媒杀死了戴安娜，称他们或它们对戴安娜之死负有法律和道德的责任？而与此同时，却没有任何人称这些记者要对司机和多迪之死承担责任。公众为什么会有这种明显的厚此薄彼？又为什么会对上一节所述的这些明显于他/她们眼前的“事实”视而不见呢？
　　显然，我只能结论说，公众谴责传媒并不是因为它造成了戴安娜之死——尽管是因为戴安娜之死。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才可以看到公众对传媒的谴责何以可能。
　　在过去的不到二十年间，人们几乎是看着戴安娜如何从一个美丽、青春和清纯（这两个词居然同音，也许这意味这两者在现实世界的联系和语词上的同源？）的平民少女如何成为高贵的英国王室公主，成为两个可爱的孩子的母亲，成为一位在全世界的慈善事业都有影响的公众人物。她身上拥有一切可能被人们视为与幸福相联系的“东西”，几乎每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从她身上发现自己的某些憧憬和梦想。然而，人们又几乎是看着这位有一切理由得到幸福的女子的幸福是如何烟消云散的：夫妻反目，丈夫“不忠”，本人承认与他人“有染”，婚姻破裂；当命运似乎开始转机，爱情重新降临之际，在一个青春已逝、美貌尤存的中年，却突然死亡。这一切已不仅是她的不幸，而且足以使她成为一个关于人类个体命运无常的象征。
　　更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通过媒体展示在人们眼前的。当传媒创造了可爱和令人怜爱的她的时候，实际上是创造了大众与他/她们所钟爱的形象之间的一种难分难解的情感关系。因为所谓“可爱”和“令人怜爱”并不是一种由某人占有或天然具有的“物”或“品质”，而是意味着一种关系，一种诉诸于情感的关系。因此，在传媒中，当人们看到戴安娜的青春和爱情均在逝去，婚姻在破裂，在媒体和公众面前承认“有染”，为记者所纠缠和困扰，并且是“即使你在那里苦苦挣扎，我也只能默默地注视”，1以及当她最后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香消玉陨——这一切都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美与善的逐步毁灭，人们愤怒了。他/她们不仅需要保持自己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戴安娜对自己的死可能具有的责任势必成为这些人的盲点），而且需要某种情感的排解。人是无法苛责死者的（司机和多迪），因此，与戴安娜之死有某些、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关系，同时也确实有某些道德缺失的记者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传媒就很“自然地”成为受谴责的对象。
　　因此，在这一层面上看，我感到，在戴安娜之死引出的对传媒指责似乎更多是因为社会失去了一个他/她们喜爱的人物，而必须寻找几只替罪羊。这只羊，一方面掩盖了本文一开始就指出的死者本人的过错，使其死显得更为无辜；另一方面，更保持了一个由传媒和大众合谋创造出来的完整的美丽、善良、甚至是“被侮辱和被损害的”形象，来满足社会的失落。在这一点上，我甚至要说，人们并不是在为戴安娜伤悲，而是为他/她们失去的这一个偶像而伤悲，为他/她们自己并不意识到的残酷的善良或善良的残酷而伤悲。当然，我并不是说有公众有意这般行为（但也不排除有人利用这一事件），而是说社会本身会作出这样一种集体的下意识的反应。这就是戴安娜死亡之地的著名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在一个世纪之前就指出的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当社会遇到某些人们难以接受的突发事件时，社会会通过寻找替罪羊来调整和巩固自身。2只要看一看，人们的所有悲伤都倾给了戴安娜，而不是倾给同样无辜甚或是更为无辜的多迪，就可以理解这一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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