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会不会强化政府、损害司法？其实，把法院当作纠纷的解决部门实际是把法院当作政府，这表明法院还没有真正定位。法院的定位就是要把法院当作规则的确认和调整的部门，而把政府作为纠纷的解决部门。这样，除了需要大量严格执法的官员以外，政府也要重新调整战略。要考虑效率，把问题逐步分流，使实际流向法院的案件减少。
法院和法学界乃至整个社会必须清楚地意识到，通过提高诉讼成本，把大量案件转移到行政部门解决，不仅有利于公正，而且有利于效率。如若把过于沉重的负担压到法院，法院承受不起，而且必然腐败。因为，当法院变成主要的纠纷解决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差别不大时，寻租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
此外，其他社会机制应当而且可以发挥作用。在一些不涉及基本权利或重大利益的小纠纷上，人们通过其他机制，包括相互妥协、信用、日常生活的合作与不合作，获得一种秩序。现在不少人讲“为权利而斗争”，这当然重要；但丁点儿事也要对簿公堂，实际上就可能成为另一种方式的“斗争哲学”。法律规则统一化是大趋势
强世功：中国是一个“压缩”的现代化，西方几百年中完成的建设中国必须在几十年内完成。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似乎不很有序，总在同时进行。一方面在放松管制，另一方面又在加强管制。哪些管制应放松，哪些管制应加强，似乎不很清楚。因此，政府对于社会问题总是处于一种应急的状态中：今天基层出了问题，就加强基层建设，明天财税出了问题，就加强打击偷税漏税，后天市场秩序出了问题，就加强工商管理。
放松管制，加强社会自组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逐步确立法律在社会中的地位。原先讲法律是统治的工具，后来提出法律为经济建设保驾护航，现在则强调司法公正。从立法角度看，现在讲规制，为政府建立规则。通过法律划定国家、市场和社会之间的界限，通过宪政程序为三者的互动提供基础和规则。
法院应当成为确认规则的机构，而不是解决纠纷的机构。但要区分高级法院和基层法院，前者作为规则确认机构，后者作为纠纷解决机构。我的建议是：建立中央法院和地方法院两套体系来区分这两种功能。让地方法院承担社会治理的功能，让中央法院承担维护法律规则的功能。具体做法可以将最高法院、高级法院和中级法院改为中央法院，将基层法院改为地方法院。这样可以解决司法中的地方保护主义。
朱苏力：其实，我们一直在借鉴外国。但外国并不是铁板一块，而是多种多样。究竟借鉴什么？这就有一个判断问题。判断不可能通过借鉴完成，而必须具体细致地研究问题。因此，要梳理问题、研究现实，需要的是社会科学知识，而不是价值判断，至少不仅仅是价值判断。
比方说，社会自组织问题。仅仅说政府放松规制、让社会自组织，从长期看无疑是对的，但在短期内可能会出问题。比如广东潮汕地区，政府不管市场，假货到处都是，结果政府不得不干预。又比如公民权利保护也是如此，如若政府不保护或没有能力保护，那么许多人就不是“公民”，而是社区成员。他享有的权利就不是“公民权利”，而是随社区而变化的“权利”，某种受了地方性限制的权利，甚至就没有权利。
因此，不能把“社会”本身神话，必须具体分析。在一定意义上，美国内战、战后修正案以及１９６０年代民权运动，就是要消除社会对人的“公民”权利的限制和剥夺，建立一个更强大的保证自由、正当程序的联邦政府，就是要建立一个统一市场和政治框架中国家。中国现在也有这个问题。因此，不能笼统地讲减少规制。其实法治的一个维度就是增加规制，但必须清醒地基于具体的分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