萤火虫的光亮——在北大文科大会上的讲话
朱苏力
【关键词】无
【全文】
何芳川副校长、袁行霈老师、厉以宁老师发言后，其实，我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而且也不想讲、不敢讲了。近年来，学界关于以学术为业的话已经讲得很多了；自己这些年来也还算努力，常常感到很累，尽管并不完全是为了学术，也曾想到职称以及职称背后的房子等，想到虚名。夜半人静时，也会感到心虚。因此，在这里，我再表什么态，实际上是要把自己架在火上烤，还不如自己暗暗的做点什么，能做就多做一点，做不了就少做一点，大面子上亮的过去就行了。坦白地说，我常常想给自己在学术上留条后路，话说过了，将来很难下台，狡兔三窟吗！
但时代不同了，我们也不得不适应市场经济——学术的市场。尽管我是1992年才加入北大的教学科研行列，仅仅9年，但我已深深感到，中国的大学，至少是北大这样的学校，正经历着或已经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从教学型大学向科研型大学的转变。这个转变是和国际接轨的。这个转变已经使得北大、使我们法学院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人们越来越重视科研，重视创新，重视学术专著和论文，而不是如同90年代初，那时人们还往往以编写教科书为主，以介绍外国或他人的研究为主。我们亲自经历了，事实上也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推进了这一转变。我们正在创造一个日益良好、竞争日益加剧的学术市场。
如果说当年我们急切盼望着这个转变的到来，今天，我们也感受到这种转变给我们带来了压力。更年轻的一代学者正在迅速成长。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关于“抄袭”、“粗制滥造”、“学术腐败”等并不都言过其实的学术事件都在表明这种竞争正在加剧。在法学界，一些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普遍、很平常甚至会被认为“好”的现象，例如不断的自我重复，如今已经受到了学者的鄙视，人们越来越重视学术规范和职业道德了。“不发表，就死亡”这个国外的学术铭言正在开始走进我们的生活，走进我们每一个在大学任教的教员的生活。我们在继承、创造和改造这个学术市场的同时，我们也在被改造。我们已经不可能在这一进程中停步了。今天，人们已经不再仅仅要求我们发表，而且要求我们有更多的精品，遵守更严格的学术纪律，提出了更高的学术标准。对此，我们必须保持学术生存的敏感。
学术的生命在于创新，尤其是在北大，尤其是在正争取创办世界一流大学的北大。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甚至是否愿意，我们事实上都承担着一个历史角色；而在我们每个北大学者心目中，不论是否公开承认，也不论我们个人能力大小，我们都认为北大在国内扮演着一个领头羊的角色，并且希望北大在世界上扮演着一个创造中文学术世界的重要角色。中华民族正在复兴，我们有责任总结我们的生活、提升中国的经验，贡献我们对于这个世界的理解。我们有我们的比较优势，即我们悠久的学术传统，中国当前正在发生的巨大的可能是独一无二的社会历史变革，以及这种境遇给我们带来的学术敏感。我们应当、而且可能通过我们的努力提升中国学术在世界学术的地位。我们必须、而且也有可能创造出一些学术的精品。
什么是学术的精品，这在今天很难判断。因为，在我看来，学术的精品是通过社会的长时段的公共选择最终确定的，因此，学术精品的创造最终是由社会完成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因此可以无所事事。我们还是可以有所追求的。我不想说什么严守学术道德和遵循学术规范这些东西了，在我看来，这些都是起码的做学术人的规范；我想说的只是，在研究一个问题、写作一篇论文时，我们至少应当想一想，我们的研究是否对知识有些许的推进，是否有一点点新意，是否以学术的进路回答了一个他人没有回答或他人的回答不如自己精巧的问题。我们必须反对重复，不仅是重复别人，而且要反对重复自己。我并不反对为了影响社会实践而以宣传的方式重复自己，但是我们一定要反对以“学术”的招牌重复自己。我们必须区分学术论文与杂感、随笔、报刊文字，我们必须理解学术专著与教科书、与资料汇编（哪怕是以学术专著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区别。我们必须争取“不悔少作”。我们应当争取自己在晚年编文集时（如果可能的话），发现自己很少自我重复的文字，文字经得起考验。我不反对高产出，但我们目前更应当注重精品的高产出。今天，有的中国“学者”的著作已经开始以千万字记了，我只是怀疑其中有多少不重复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