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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其实，我也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我上过电视，上过报；我给《东方》、《读书》都写过不少文章，甚至这一篇也许就会交给《读书》。我的许多文章尽管发表在法律专业杂志上、是写给法律人看的，但鉴于中国法学的现状，也有“普法”的色彩；甚至自认为最有价值的著作《送法下乡》，据说，在书店也常常被人当作“普法书”。我也还算喜欢搞讲座，尽管不敢太出专业的格，但往往会追求某种号称是“学术的”氛围，增强听众对修辞的感受而不是思想的清理。我搞法律社会学，喜欢一点法律经济学和法律人类学，也喜欢其他的法律与XX或XXX，还正在修改一本《法律与文学》。我有波斯纳笔下公共知识分子的种种坏毛病。和波斯纳的自述一样，“我喜欢翻花样，这也许就是说，不安分”。我喜欢听别人说自己“博学”，又担心别人会说我，“样样通，样样松”或者干脆“万金油”甚至“法盲”（据说，就有人这么说了）。也正因此，我才在前面说，波斯纳一定会令人“恼羞成怒”；因为这就是我阅读此书的经验，而且还不时提心吊胆，生怕还有什么会给波斯纳捅破了。
但是，当我敢写下这一点时，我知道我已经在反省自己，在警告自己，在批判自己，也就是在试图超越自己。试图；不一定成功。重要的是制度。
而且，我们必须注意，在强调专业化、职业化的同时，我们必须也要注意不局限在自己的专业小圈子里，跑马占地，关起门来称大王，拒绝跨学科研究，拒绝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波斯纳分析表明，这种公共知识分子之衰落、这种特定的非专业化现象就是专业化、职业化本身带来的一种副产品。专业化本身并不包治百病。“在几个领域内撰文的人都会犯专家可能避免的错误。但越野者也许可能看到专家可能错过的联系，而这些联系可能会给他的著作带来一本专家的专著所缺乏的新意”。
更何况，正如波斯纳在本书中指出的，韦伯之命题成立的前提是，在同等的条件下，专业化更能产生出新的知识；但问题是，人并不相同：兴趣爱好有不同，智力上有不同，勤奋程度也会有不同——鲁迅先生就曾言自己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用到读书上来了。现代社会理性化、专业化并不必定是“铁笼”，并没有规定我们不能或不应成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从道理上看，也完全可能出现真正出色的、能就几个领域写作的公共知识分子。也许，波斯纳本人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看来，又遭遇哈姆雷特了：“当，还是不当，这是一个问题”。
2002年2月18日于北大法学院
感谢苏力先生惠赐文稿。
【注释】 Richard A. Posner, The Problematics of Moral and Legal Theorie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An Affair of State, The Investigation, Impeachment, and Trial of President Clin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国家事务：对克林顿总统的调查弹劾》，彭安等译，蒋兆康校，法律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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