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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选是明智的。但我引用他的话的要点不在于证明他是公共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他不是），而在于他的经历反映出中国产生公共知识分子的另外一些社会条件。这里不仅有民众对名人的好奇心更强，各级政府的某些“重视人才”的政策导向和措施，而且有社会专业化不够本身对专业知识分子的不理解和缺乏支持，以及名声（文化资本）对于获得研究经费（经济资本）和社会支持（社会资本）的重要。而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界，由于缺乏测度的硬指标或有些专业本来就没有多少传统，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问题的专业化研究与非专业化评论边界模糊，社会问题容易产生轰动效应，许多中壮年知识分子大都有“文革”中自学经历并兴趣广泛，许多学者人过中年后的专业竞争能力下降，对跨学科研究或交叉学科的强调，以及急剧膨胀的媒体与名人的相互需求和合谋关系等等，因此，公共知识分子是有很大诱惑力的。
而且，由于中国的特殊社会背景和历史时期，我们身边还正在出现一批决心要充当社会良心并且一定会永远正确的学者，其坚定性与他们痛恨的保守派难分高下。有老人，也有年轻人。据说他们已经发现了新的永恒真理，因为他们懂得了“正义”、“人权”、“信仰”、“启蒙”（这后两个词实际是有矛盾的，但这对他们没有关系）、“爱心”等根据定义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的大词，就像另一些人懂得“革命”、“斗争”一样。他们准备评判一切，也能够评判一切，而且不需要了解太多的事实；因为只要有这些大词就够了。至于为什么这些大词这么神奇，因为据说洛克、卢梭、康德、杰弗逊等伟大的思想家都用过这些词，而且因为美国也流行这些词（尽管他们承认文字不同）。他们已经把自己明确界定为公共知识分子，认为自己这辈子就是批判，当然，是一种“文革”习惯上的批判。他们愿意用全称判断，喜欢看和用“世界潮流”。
其实，我并不担心这些现象。最令人——更准确的说是令我——担心的问题是在这种现象后面的非专业化以及这种现象对非专业化、非职业化的激励和引导，而在我这个不可挽救的唯物主义信徒看来专业化、职业化是当代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转型最急需的。许多人把认为专业化、职业化同“天职”观念联系起来，强调学者应当“以学术为业”。我赞赏这种观点，但不相信韦伯对“天职”的解说，我相信“天职”更多是社会分工和激烈职业竞争的结果，因此“天职”不过是对这一过程的一个简单的、精神化的概括，是韦伯或阅读韦伯者犯的一种把概念实体化的错误。人或多或少都有点机会主义。如果能够在报刊上指点一下江山，激扬一下文字，在电视上露几回脸，“混个脸熟”，就能成为著名学者，那么谁还会去啃啃吃吃研究最前沿的专业问题呢？如果一个博士的学位、一个教授的头衔就会带来声望，那还有谁会把自己的职业真正当作一种使命呢？如果知识创新仅仅在于开几次会，说说“知识创新”的历史意义，那还有谁真正会去关注生活中新的问题呢？如果一切都以时代潮流甚至流行话语来评判，对主流的任何质疑都被视为“异端”、“后现代”或者“反动”，怎么可能指望人们在专业学术上标新立异呢？而没有专业化，就不可能有市场交换，也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在知识的市场上同样如此。既然你有的，我也有，那为什么要交换呢？结果社会要么是同仇敌忾，同气相求；或者只关注言辞上的差别，追求政治的正确。
时光不能保证我们不“重复昨天的故事”。数年前，不就到处都有人问：“这一张旧船票可能登上你的客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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