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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也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另一种参与观察者的著作。一种对自身职业乃至自身所属的社会阶层的反思和批判。这里面有反讽，有一点美国特产的反智主义，甚至有一点虚无，但不“主义”，也不犬儒主义（他最后提出了改善公共知识分子产品市场的建议，提这种建议的人不可能是虚无主义或犬儒主义）。这是一种清醒的、尖锐的自我反省和反思，是对自己所属职业利益的集团的反思和批判。对波斯纳来说，这并不是第一次；先前，他就曾对置身其内的法律职业界以及法学理论界做过深刻的分析批判（《超越法律》），这本著作可以说只是一次延伸和扩展——在批判精神和研究进路的意义上。
第三，前面说过，看起来很“恶毒”，但是波斯纳并没有拒绝公共知识分子，他没有主张回头路，也没有主张审查甄别公共知识分子的产品。细看他的主张，会发现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那些所谓的“损招”其实都很有分寸，是完善市场，强化竞争，以此来建立一些机制来促使公共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说话更负责任一些（accountability），少信口开河。这些措施不多，也未必有力，但导向是向前的。从制度着手，不是泛道德主义，这就是制度派法学家的一贯进路。
而且，也就在对公共知识分子的犀利批判和制度完善中，波斯纳也许正复活着、重塑着公共知识分子的形象。
四．
中国事实上也进入了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活跃的时代，因为这是一个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一个强调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时代，是一个“焦点访谈”、“对话”、“今日说法”、“欢乐大本营”交织的时代，一个《南方周末》、《读书》与《生活周刊》的时代，一个媒体英雄的时代；而且这也是一个有许多人试图仿效康德、福柯追问“什么是启蒙”，以便复制和模仿公众知识分子的时代。急剧膨胀的媒体尽管仍受到许多限制，但这些限制都正在逐步减少、弱化。尽管言论自由还是一个现在进行时，但是现有的空间已经需求着大量的公共知识分子。
事实上，大量的学者已经以各种方式进入了或接触了各种大众媒体。在电视下方、报刊文章作者名下已不断出现提醒观众或读者的“教授、博士、院长、著名学者”等字样，他们讨论着从经济增长率到“包二奶”、从官员腐败到本·拉丹、从西部开发到足球“黑哨”等各种社会热点问题。
我们欢迎这个时代！
但是我们也应当想一想波斯纳提出的问题。我们应当想一想刚刚获得2001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的王选院士在几年前的一个题名为《我是一个过时的科学家》讲演中的一段话：
我发现，在……我真正是权威的时候，不被承认，反而说我在玩弄骗人的数学游戏；可是我已经脱离第一线，高峰过去了，不干什么事情，已经堕落到了靠卖狗皮膏药为生的时候，却说我是权威。当然一直到今年61岁，我才卖狗皮膏药，讲讲过去的经历、体会。……有人讲：“前两天电视上又看到你了”；我说：“一个人老在电视上露面，说明这个科技工作者的科技生涯基本上快结束了。”（《思想的声音：在北大听讲座》，中国城市出版社199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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