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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科制度也创造了提供这类符号产品的公共知识分子。现代学科制度是高度专业化的，学者的知识往往相当狭窄，而且要真正有所创新，往往还必须狭窄、极端（所谓学科前沿都是极端的），脱离社会。并且最成功者也往往是在某一方面有天赋和专长的人，不能是“万金油”或“通才”。因此，这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一种奇怪现象，最优秀的学者往往“同时是极为聪明又极为愚蠢的”（据说罗素连茶都不会泡）。专业化还使如今的大部分专家都待在校园或科研机构中，集中关注专业的文本或实验，“常常无需同人合作，或者干脆是不能同任何人合作”，因此脱离社会生活，缺乏对事实的直接感受；他们事实上大都不谙世事。但他们的优越智力和丰富大胆的想象力使他们很容易排斥、厌恶社会或政治生活中更需要的平庸和妥协，喜欢简化变量，按照逻辑或模型分析，而社会生活强调的是细节。此外，由于分工，也往往解脱了知识分子对实际操作的责任和对后果的关切，使他们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因此，专家虽然促使了知识生产的专业化，但是他们的视野狭窄了。
应当注意，这里还有一个悖论，这些学者在他们事业高峰并取得成就之前，并没有媒体相邀，而且由于机会成本，他们也会拒绝媒体，把精力都投在专业领域；而一旦出了名的时候，媒体蜂拥而至的时候，却大都不再是他们个人专业上的黄金时代（再请想一想78年以后的陈景润，甚至解放后的许多已经几乎没有什么作品的著名作家、诗人）。因此，频繁在各种媒体出现的可能是著名的学者，却已不是顶尖的学者，尽管在中文世界，人们很容易把著名与顶尖当成一回事。由于布迪厄的符号资本理论，我们可以很容易理解这种特定场域的符号资本会流通到另一个场域，甚至转化为社会资本和经济资本（出场费、商业书籍的版税）。
当然，这也不是说所有的人老珠黄的专家学者都变成或可以变成公共知识分子。符号产品市场也有其筛选机制，但是剩下来的往往都是能言善辩、妙语连珠的，不一定要深入但一定要浅出，甚至干脆就是浅入浅出的，能够同读者、听众或观众心连心的，甚至要在适当的时候走点极端，因为——如同王朔所言——“激进的总是比务实的在话语上更具有道德优势”。由于观众也不知道这些问题的深浅，甚至不想知道问题的深浅，因此这种“临时转行”的公共知识分子几乎是不受监督，可以信口开河，纵横天下，发布各种预言和判断，实际上扮演了古代社会的巫师和祭司的角色。此外，这种市场的热点变化很快，即使说错了，预测错了，也没有什么人回过头来反思、追究。这些公共知识分子还大都只是到媒体客串，就业是在学术机构，有“铁饭碗”的（tenured），因此“打的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也没有被炒的危险。
波斯纳指出，历史上的公共知识分子（从苏格拉底开始）则不同。第一，那时的知识分子也参与公共问题讨论，或讨论了公共问题，但是那时的知识分子没有现代的专业化，社会生活也不像今天这样复杂，他们往往都是一些多面手，而不是专家。其次，以往的公共知识分子绝大多数（著名的思想家中，可能只有康德除外）大都不是书斋里的学者，往往更多是革命加、实践家、改革家，都从事过其他职业，学术仅仅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是附带的一部分。这种身份和经验迫使他们更关心实践，他们不满足于提议，更要关心提议的可行性和可能的后果。
因此，不同的学术环境和学术制度塑造了不同的公共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韦伯强调的专业化在带来知识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成为一种知识交流的障碍，创造了一个看起来很繁荣，却没有多少质量控制的产品市场。产品质量“衰落了”；“更确切地说，公共知识分子的作品正变得越来越差、越来越没味道、并且也越来越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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