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14：朱老师，我听了您的讲话，看了你的文章，觉得您对我们的经济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好像是整体上肯定，局部之处否定，不知道对这个现象您是怎么解释呢？
苏力：不是简单的肯定或否定的问题，肯定和否定本身都不解决问题。作为法律人来说，是要解决问题。你说我作为一个当代的中国人，我肯定是有许多东西是不太满意的，总体上也不满意。但总体上不满意是在什么意义上讲的？是就我们可能达到的或通过努力未来可能达到的，而不是乌托邦；如果没有理想，我苏力还奋斗什么。但在具体条件限制下，你就要考虑到许多现在可以做的事，考虑许多具体的利益，你必须平衡它。如农民的，工人的，知识分子的，干部的，执政的和不执政的，许多利益需要平衡，法学家应当平衡这些利益。在这过程中，法学家天生不应当是革命家，法学家总体上是一种保守的职业，这个我已经讲过了，法律本来就是保守的职业。现在既然我做了这个事，我就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尽量去理解社会中的机制，但并不意味着我放弃自己的理想，要一步一步朝着明天更好方向去。但，同时，也总是抱着一种怀疑主义的态度，包括对自己不断的批评。也就是说，也许我错了，其他人也许是对的。那我错了也就错了。我即使保守，只要自己认认真真研究了问题，为这个民族做一点事情就可以了。至于错也可能只是一种思想错了，也可能某种具体提议错了，里面的思想是对的；不可能有一个人完全正确，这是上帝才能做到的事情，上帝能说这在一百年一千年甚至是一万年以后是正确的，我们只能说这在目前环境下，根据我的研究我的知识哪些是正确的，哪些又是应该修改改正的，哪些方向我应当努力的。我觉得这个社会当中有那么多人在做事，你把自己的思想讲出来，相信这是一个市场，通过自由交流自由表达能够逐步达成一个共识。我觉得自己比较实用主义，就是在这一点上的。
问题15：朱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我觉得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独特的方法论，那么您作为法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有没有它自己的方法论？
苏力：我觉得法学基本没有——除了法律法条的解释外——它自己的单一的方法论，因为法学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需要综合的知识，多种方法。此外，为什么一定要有自己的方法论呢？能有一种方法包打天下吗？我们重要的在于发现，而不是说找到一个东西是你有的他没有的东西。当然能找到也很好，但难道找不到，就自惭形秽了？如果医生可以看好人家的病，但没有自己的方法，他就不是好医生了？当然我们可以去寻找，找得到当然好，找不到也没有太大的关系，能解决问题才是最重要的，人活着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问题16：我想请问一下朱老师的研究对部门法有没有影响，此外我认为法条主义也很重要，对法学研究有没有重要参考？
苏力：我们的研究对部门法有没有影响，我觉得对部门法还是有一些影响的。比如说我有一篇文章《秋氏鼠药案和言论自由》，这篇文章王利明看了以后，王利明就改变了他的观点。再比如说我写的犯罪和刑罚的问题——市场经济条件下违法犯罪问题的思考，我说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在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很难得到解决，比如说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居委会起制止违法犯罪的作用，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作用事实上弱化了，我就得到不少实务人员的认同。《为什么朝朝暮暮》实际上就是对
婚姻法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这么做只是想表明我的思想，并不是说我要变成为立法成员当中的一员，也不是要对部门法有重大深远的影响。一个人的工作总是有限的，也许我还得继续努力。我觉得法理学应当同部门法有联系，要有法条主义分析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