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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季卫东也算回应过，最早的一个回应就是《后现代思潮与中国法制》，实际上也不是一个回应。我觉得季卫东提出的问题很重要，因为法律是要求有一个稳定的制度的，而后现代则不是。但我认为后现代主义不可能在中国生根，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在警惕后现代主义，而是因为法律本身就拒绝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是要求不断地挑战，摧毁一切、打倒一切。而法治是不可能这样的，因此法学家也不可能成为后现代主义者，你最多只是吸纳了后现代主义的一些发现，比如说我们吸纳一些社会生物学的发现，经济学家的发现来推动法学。但是法制毕竟是个制度，它不可能是后现代的。而对我们来说，究竟是关心后现代，还是关心中国法治？答案很明显。当然首先要关注中国人的生存状态、中国人的幸福、中国人的法治的可能性这种东西。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这一代人现在看起来好想是“深仇大恨”，势不两立一样，看起来一个个都是对手，其实我觉得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三百年以后，一百年以后，你看看我们实际上都差不多的——只不过一个人强调的是这边，另一个人强调的是那一边，大家都不可能把所有的话都说完。我觉得我们应当具有这种历史的眼光。我问“什么是你的贡献？”，也是出于这种考虑，我总想一二百年以后，人们会问，我们这一代人究竟做了些什么？因为我想，我们所作的一切在历史上看都是微不足道的。
那你为什么不回应？没有必要，问题不是那么大；而且就算是我苏力错了，我也相信人民啊。法学家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当圣人——一辈子正确，我不准备一辈子正确。即使我错了，我也会给大家留下一个告诫，就是说这条路走不通。谁能一辈子保持正确呢？希望终身正确的背后是什么东西呢？知识的霸权主义！我是个人，活生生的人，我把我的经验，我对世界的理解都告诉给大家，我不想做一个圣人，只有孔子是想做圣人，甚至孔子都不想做圣人。（金敏插话：孔子他自己也不是想做圣人。）你无论再想伟大也伟大不了。我们说亚里士多德也就是只有我们在讲，我们说世界上起码有50多亿人口不讲亚里士多德。讲孔子的也就是只有我们讲，中国起码有10亿人不讲孔子，我们何必把自己的某几句话某个观点看得那么高呢？我从来没有去想自己要政治正确，而只是考虑是不是有什么新发现，所以我也不怕犯错误。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这一点上我是想得很开的。（笑）
问题10：那是不是意味着朱老师已经看破了？
苏力：不是看破了。实际上我还是挺勤恳的，勤恳的人不会真看破。我觉得我自己对这个民族是有责任感的。为什么呢？我在美国呆了那么久，但从来没有想要留在美国。我觉得在我这代人当中我不是最聪明的，我们班上当时有很多聪明人，但是在考大学的时候只有两个人考上大学。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我自己是个幸运者。我很偶然地到了部队，部队上是鼓励学文化的——只要你愿意学文化，部队上就鼓励你学文化，因此我没有在社会的潮流下很早就谈恋爱，没有很早地就去筑一个小巢。我在部队上自己学写诗，学数学和几何，到最后我能够考上大学，只是一个偶然的机遇。另外我还看了历史，如果一个国家不强大，你到哪一天都会很悲惨的。犹太人在今天为什么拼死要为自己民族奋战，为什么不同巴勒斯坦人媾和？因为犹太人他们知道他们自己的历史——将近被赶出去了多少个世纪，到处受人欺负，受人凌辱。中国人很可能落到这个命运，所以我自己的责任感是非常强烈的，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应答是去做事情的。所以我并不是一个失望的人，我是一个有着非常强的认同感——认同我的民族，认同我周围的人。（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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