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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力：实际上这就是我所讲的讲本土资源为什么不会走向思想封闭。什么是本土的？实际上这是说不清楚的，你看看我们周围你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本土的什么是外来的。实际上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外来的。我在一篇文章中讲过，我们今天喜欢看电影的远远超过喜欢看京剧的，我们今天用英语写信的远远超过用古汉语写信的，用古汉语写信我想在座的一个人都写不了，古汉语不是说在句子中加个之乎者也，而那是假的。用英文，我相信在座的起码有三五个人用英语写篇短文是不成问题的。我们所用的哲学概念，精神、物质、存在、偶在、后现代话语，这些概念都是现代的、是从西方来的。我们都是西化的，我们都是很大程度上西化的，我们都穿西装而不是长袍马褂，我们现在理的发也是现代的，而不是古代的，如果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去比较，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的位置在什么地方。所以我就讲，真正开掘本土资源，就必须保持开放。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说要保持开放的心态，学科上也是如此；另外一点，如果我们研究法学研究，就不能总重复老调，只有一个音的音乐不是音乐，这是波斯纳说的。法学家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上？我觉得法学家就是要吸收当代各个学科的知识，理解法律、发展中国法治、创造法律知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他必然是在边缘，很多人不一定能理解你，以为你是异端——就像我自己，有的时候经常会被别人误解。但是我相信通过这种“异端”，慢慢地中国法学界的领域就会扩大了，边缘慢慢地也就变成了中心。知识是在更替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不怕自己成为一个异端，成为一个边缘人。
有些人说我是主流，有些人说我是边缘，有些人说我是保守，有些人说我是激进。这些非常矛盾的话都在我的身上出现，我实际上我是想你们谁也别想把我定住，我苏力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们不能用标签把我标住，我在生长，我是个活的人。（齐笑）
问题9：朱老师，我想提两个问题。我们一开始研究生的课程，孙笑侠教授给我们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季卫东先生的，另一本就是您的。去年季卫东教授也到浙大来做了一个报告，题目就是《法治中国的可能性——也谈文化对中国法治的影响》，他说这就是回应苏力教授的文章和观点，我想问的就是，您能不能对季卫东教授的观点做一个回应？
苏力：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季卫东先生是个很出色的学者，也是一个很勤奋的学者，这一点我和尊敬他。但我跟他的路子是不太一样的，我侧重于微观的，而他的则比较宏大叙事。他受欧洲大陆传统影响较大，他的法学也受欧洲大陆传统的影响，比较强调政治理论的，非常宏大的。但是我觉得我受英美法的影响比较大——经验主义的传统，从细微处入手，从案例出发。所以我写的文章都是从一个个小故事一件件小事——甚至像“法”这样一个字出发。我不大愿意重复——而不是不接受——那些大家已经接受的东西，因为那已经是讨论的前提了。难道还要我从文章一开始先论证法治的重要性？难道我不喜欢法治？我就直接地从我关注的问题入手，直接切入我的观点。我和季卫东在这方面有些区别，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有些东西不太好讲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自己是不错。（笑）估计人多少都会有这么一点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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