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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2：苏力老师，是这样的。我们从革命家治国到技术官僚治国再到法律人治国，这是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苏力：谈不上必然，但可能有这样的趋势，因为知识分工越来越细了。我们说以前中国的共产党是个革命党，革命党只需要讲群众的呼声变成一个政治口号进而推动革命，革命完成之后中国共产党转变成了执政党。转变成执政党其实他就更加依赖于更多的技术专家——各方面的专家，社会分工比较细，技术官僚，建立一个行政官僚制度来建立各种各样的制度。所以我觉得自从9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明显的向执政党转移了。我们中国目前的许多问题都是执政党才能解决的问题，而不是革命党能解决的问题，革命党往往不大需要老百姓器重的这些技术性的知识。韦伯在《法律与经济》中讲过这个问题。
提问3；今天听完后，我觉得梁祝悲剧主要有两种原因，一种是制度内的悲剧，制度内的悲剧我认为是一种自然感情同社会集体之间的冲突而产生出来的悲剧。（苏力：对）制度外的悲剧就是新旧制度之间的悲剧。听完之后我想起了恩格斯说过的一句话，“所有的悲剧都是历史的要求和这个要求在当时实际上海不可能实现之间的冲突”（苏力：对）就是新的制度不能够采纳制度内的呼声。前一种的悲剧带有某种偶然性，我觉得个人感情同社会理性之间的冲突不可能永远是悲剧性的。后一种悲剧则是必然的，它们是新旧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的结果，朱老师如何认为呢？
苏力：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当时整个社会的制度不可能采取梁祝的制度。整个社会制度只能采取“父母之命，媒妁之约”。在农业社会中他们（梁祝）的相遇是一种偶然性，偶然性在什么地方呢？他们偶然出来求学了，这个偶然是在没有出现新的社会状况的情况下，这只是少数人，稍微比较富裕的几个人。员外嘛，就是他们家里都是比较富有的人。他们碰巧在一起了。他们的情况是当时的婚姻制度没办法处理的情况，而且梁祝自己也不了解当时婚姻制度的原因和局限，只是想以前是这么做的，我也这么做——他们要人去提亲，走程序，定了亲之后就不能够悔改了。因此有了悲剧，所以梁祝这种悲剧值得让人同情、去思考，是不是这个制度不太适合。以后通过社会变动——包括革命带来的——有越来越多的人自主婚姻了。但是，要注意，甚至五十年代，许多人结婚以前就是大学生也要把自己的妻子带到家里让父母亲去看一看，而不是由自己决定，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遵守旧制度的程序。现在情况有了很大不同，父母亲想，反正你们不和我住在一起，好不好是你们的事情，因此他们不管了。这还是人对社会条件变化的调试，而不是反思；，知识分子经常要反思一种新的制度，制度需不需要修改？制度并不需要改造？但是有时候制度的反思也并不一定准确。从个人的感受有可能应当修改，但是是不是要开一个个例，需要破例，开个特例？恩格斯的这句话可以说就指出了制度与个人之间的冲突。
问题4：梁祝能够外出求学是不是一种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所出现的一种必然的征兆？
苏力：有可能，但你在当时怎么知道？当时怎么知道这就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它很有可能只是一个偶然，第一个人怎么知道整个社会未来都将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要是一个人是个同性恋，发现大家都是异性恋，会觉得可能是自己错了：我为什么喜欢一个同性者？他会把自己给否定掉了。梁山伯与祝英台也是这种情况。虽然说祝英台已经爱上了对方，但是我不能够“生米煮成熟饭”，我是个女的，不能够说“我爱你”，只能让你先回家再找个人来说媒。后来的人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为什么？因为后来人我们已经看到这一段历史了，我们有新的信息。事后诸葛亮好做，为什么事后诸葛亮好做？因为你已经掌握了结果，你就可以对信息进行分门别类。但是在事前，你不知道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只要我们每个人是生活在一个历史场景之下，其实我们每个人也就都处在这个悲剧过程当中。你选择的时候当时可能以为是最好的，结果事过之后你才发现，哦，也许我选择的是个错误。我当时考上了北大法律系，但是我不愿意去上（笑），父亲一定要我去上，我就去上了，现在看来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说人做出的选择——当时所做出的选择是不太容易清楚，事过之后——十年二十年之后你的信息就充分了；但也许已经无法从头再来了。
问题5：这是不是新的选择和旧的制度之间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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