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不是，我们北大是得了天时地利人和。我们有权力的因素。北大有一百年的历史，它长期在首都，由于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等等这些影响给北大造成了一些。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北大容易出名，许多人都愿意到那里去，对吧？在外地人来说，待遇很不错，他愿意去北大。北大招生学生成绩最好，并不一定老师好。可能学生好，并不一定老师教得好，而是学生本身聪明，他就很容易比较强。所以我觉得所有问题都不是根本问题。再说南师大我觉得就从过去的十几年来说，他的发展还是挺高的。而且确实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这点我是很钦佩他们的。但我们肯定也会有一些批评意见的，是吧？这是很正常的，我也会有自己的观点。所以我们觉得就是说并不是北大就很了不起，他的了不起是他的天时地利人和。你说中国学者就比美国学者差吗？不是。聪明程度上不一定差。可能是你没有经费，你没有那么好的学生，或者是你没有那么好的经济条件，可能有许多好的学者他不一定做学问他可能下海去了。因此就造成了这些种种因素。所以，一个学术的形成并不仅仅是一个聪不聪明的问题，也有许多社会条件制约他。比方说，以前比较强调统一，毛泽东时代的东西统一起来，就有可能窒息了创新的东西。而创新的东西又由于市场经济的影响：许多人可能想去挣钱，现在大家都比较看理钱，当公司当经理，这都会影响。但我是我们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条件，通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包括从我们开始，从我们上一辈开始，过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现在环境实际上相对来说已经比较好了。
以前聪明的人很多留在学校里，还有些聪明的、比较适合当官、做生意、做律师的也留在学校。现在情况发生了些变化，真正喜欢做学问的留在学校，当然也有什么也不想做的，到市场也下不去的，去机关也不行的。我觉得对这类问题要从多个角度看待，思想犀利点。
问：刚才好像您提到过不太喜欢对热点问题进行讨论、研究。而现在社会上还是流行对热点问题进行研究讨论。您是走了另外一条路，从某种意义上讲不也是走了极端吗？
朱苏力：我觉得也没有完全脱离社会热点，我对司法改革的问题，只不过看你怎么去讨论它。从学术角度，我写的《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里面对司法制度改革的热点问题都讨论触及到了，如审判委员会制度、复转军人进法院的问题，基层法院与上诉市法院以及如何？得他们知识问题，司法管理与行政的问题……就看你怎么去讨论它。就是学术处理，同样一个问题来了，如刘晓庆来了就义愤填赝地说：刘晓庆代表富有的中产阶级、资产阶级，剥削穷人。这是一种讨论。另外一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如何来解决这样的问题，这也是一种讨论方法。还有就是不讨论，对有些问题采取躲开的方法也不失为一种方法，可以说这几年几乎所有中国法学方面的热点我都接触了，无论是中国司法制度改革国际化、现代化问题，还是本土资源问题、法律教育问题、法律学术如何写法学文章的规范问题，如何看待中国农村的问题，中国犯罪的问题，还包括名誉权这样的问题，我也写过像戴安娜之死这样的问题，你说哪个不是热点问题。不过我不是作为热点问题看的，我是作为学术上探讨的问题去研究的。包括新
婚姻法制定修改的问题，虽然我也写过这样的文章，但我的文章绝对是学术的文章，而不是盲目追求热点的文章。我的文章过了五六年还可以看，有些人发表的长篇演讲过一年可能就不能看了，这就是说你怎么去处理它的问题，所以，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赵晓力所说的那样，“出世”与“入世”的问题，实际上是要用“出世”的心态来做“入世”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