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苏力在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接受采访的记录稿
朱苏力
【关键词】无
【全文】
问：第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你的学术贡献的标准是什么？
朱苏力：关于学术贡献的标准，可以以顾准为例，在他当时的条件下，能够研究市场经济为什么比较好；计划经济为什么有问题；近代以来费孝通是有学术贡献的，他创立了人类学的中国学派，影响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发展，使中国社会学在三、四十年代已经进入世界前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其他方面还是比较欠缺的。
所谓学术贡献，比如说最近的到中国来的纳什（?）他是有“学术贡献”的，虽然他只研究了几篇论文，研究的是数学，研究了《博弈论》，得出了纳什均衡，这是被广泛运用的理论；还有科斯研究企业性质之类的，就是学术贡献。
我并不认为“学术贡献”比社会贡献更重要。社会贡献也很重要，我依然非常尊重毛泽东、邓小平等革命家的，但作为学术人，我认为在学术上，我们中国现在欠缺的是什么呢？社会科学太欠缺，我们喜欢谈宏大的理论，我们缺少精细的研究。特别是精细的研究当中，我们能从中抽象出一个理论，能解决比较多的问题的，能够演化出比（???）较多的市场的，我觉得这就是学术的贡献。这方面，中国还是比较欠缺的。
我们对中国社会不太了解，中国的许多问题基本都是“大话式”地去讨论，缺乏比较实证、细致的研究。
问：你的意思就是说缺乏一种实证的研究，一种实用主义的研究。
朱苏力：不光是实证的研究，有很多东西也没有办法实证，包括自然科学有的都没办法实证，“大爆炸理论”，我们不可能再爆炸一次，像“进化论”，我们不可能再把人退回到最初的原努生物，再让他们重新进化过来，但他们的理论基本是科学的理论，是具有解释力的。
问：学者的研究方法或研究经验的问题。按照我的理解，你在今天的讲座中在传播、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惯彻一种科学的精神。但是，学者进行研究特别是对社会科学的研究比如是法学，需要很强的社会关怀，就像赵晓力，在给您的《法治及基本土资源》所作序当中指出的，既希望保持一种冷静的理论陈述，又免不了满足于法制的现实，这种“入世”与“出世”的两种对立的研究态度，相对的风格应作如何加以统一？
朱苏力：其实在这个意义上说我是比较“入世”的，但在中国当代法学家当中，我又相对比较“出世”。但是如果作为学者来说，我是比较入世的，因为中国现在需要关心解决许多具体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并不是自己如何主动地去把握，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如果我是一个律师，我肯定就要出世；如果我定位是一个学者，我就要相对比较“出世”一点。因为我是要诊断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并不是社会说这个问题是重要的，而是我在这个社会中，我认为这个问题对于我，对于这个社会是重要的。因此，这个选择实际上是学者的选择，而不是说，社会上现在流行下岗工人，那就只有关心下岗工人。那我为什么一定要关心下岗工人呢？也许我认为中国最重要的问题是要解决企业、公司治理制度的问题，企业法的问题，
公司法的问题，解决股票上市的问题。那这个对我来说就是最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是自己，从自己生活经验中得出来的，并没有高下，不是说研究“分配不公”之类的问题就更高尚、更重要。我不认为是这样。一个人不可做他想做的事，而只能做他能做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