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称波斯纳为保守主义者，但真正保守主义者会质疑他是否忠诚（因为他怀疑原初意图论，批评反毒品战）。他是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创始人，但他对法律经济学的影响非限于此。在这一运动中，他既是詹姆斯·麦迪森，又是亨利·福特[13]：他把一整套关于法律规则与社会结果关系的实用主义见解（规则如何影响行为；行为如何更能适应相关法律规则）都投入了生产，把这套方法运用于无穷无尽的法律题目，运用于一切，从合同和反托拉斯到
宪法的宗教条款以及法官行为。
法律经济学运动的前沿看上去很怪，但任何学科的前沿特征从来都是让常人觉得「很怪」，尽管这个运动的特征并不怪。也许，哲学家对法律经济学进路的基础会很气不过，但随着这一运动的成熟、挣脱了其早期的政治影响，法律经济学如今已改变了法律的全部领域。
如今，我们全都是法律经济学家了！今天的
公司法和反托拉斯法已经令它降临之前的法学院毕业生「相见不相识」了；如今四十多岁的人也许受了很多管教，对法律经济学的简约论、反再分配的倾向疑心重重，尽管如此，法律经济学的见解如今已是常规科学。当年罗伯特·鲍克的《反托拉斯的悖论》第一版运用了许多法律经济学的论点（其中有许多都来自波斯纳），他嘲笑联邦最高法院有关反托拉斯法的教义；而到了第二版，鲍克就不得不承认——尽管还有点扭捏——最高法院基本上已得到拯救。但波斯纳厌倦常规科学。尽管他的《法律的经济学分析》——如今已经出了第五版——涵盖了法律的全部地带，但波斯纳晚近的兴趣却还是挂在其边沿。
在过去的几年里，波斯纳写作的题目有些与性的规制相关，其中还包括一本有关爱滋病的著作。他还把经济学镜头对准了老龄化。他考察了引证率，努力测度了另一位非同小可的法官本杰明·卡多佐的影响。他还是「法律与文学」运动的一位中心人物，并就法理学、道德理论和司法行政管理问题有大量著述。在他一九九五年的著作《超越法律》中，他坚定确立了一个承诺，很可以抓住他的个性：没有单独哪种进路，包括法律经济学，能永久地捕获法律的复杂性。
但波斯纳心目中的英雄并不是经济学，也不是美国联邦党人；如果还有的话，那就更多是霍姆斯。霍姆斯作品的特点，也就是波斯纳作品的特点，具有朴素、直率之美（波斯纳在司法意见中从不用脚注）。他的司法哲学的风味是实用主义，并且怀疑高级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