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另一个好处是把握了时代背景，也就是书名中的那个“新”字，因此也就需要界定一下。
　　费孝通先生当年研究时,中国确实是一个“乡土中国”。那时的农村基本上是一个经济上自给自足的农村；就整个中国来说，也基本上是乡土的。当时是有城市，有的甚至还很繁华——如上海；但是，不仅城市经济（工商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例很小，而且城市人口数量在全国人口所占比例也很小，其中的大多数人口可能在一代之前还呆在农村或者就是农民流入城市的。因此，就整体来说，当时的中国确实是乡土中国；或者，费老的一本英文版著作的书名中译可能更准确地注释了他的乡土中国的准确含义——“捆在土地上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尽管农民还占了中国人口的大多数，略多于60％，中国最广大的地区仍然是农村，但是中国已经不是捆在土地上的中国了。不仅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中，农业比例已经非常小了。最重要的是，今天的中国农村已经不再是自给自足的经济了。农民的种子、化肥、农业机器都是来自城市或城镇，甚至来自更遥远的地方。例如，种植水稻的种子大多来自遥远的南方种子基地，许多培育养殖的生、植物种也都是来自遥远的地方，有的甚至来自国外；在生产许多产品时，他们的目光使盯着城市甚至国外的市场。他们使用了电和各种电器，使用了汽油、煤油或柴油；在许多地方，甚至浇地的水都要购买——今日中国农民的生活在很多方面都已经同城市连接在一起了，他们已经构成了现代工商社会的一部分。他们的孩子已经进入了各种学校；他们当中的许多人都已经进入城市，成为“民工”，甚至成了准城市居民。在广东的东莞市，当地人告诉我，本地人口只有100多万，外地民工则有500—600万。当代中国许多农民的最主要收入已经不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从土地中刨食了。在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农民和农村现在其实更多是捆在市场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就整个中国而言，已经是“市场中国”了。当代中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和命运都更多与市场，与现代民族国家，甚至间接地与全球化相联系了。这是我们考察中国农民和农村的一个基本时代背景。
　　事实上，如果把握了这个背景，那么就可以看出，这本书中讨论的所有问题几乎都是与这一点相联系了。因此中国农村已经不是“熟人社会”了，而是“半熟人社会”了；甚至村庄的含义也变了，出现了自然村与行政村的区别；人际关系开始理性化了，出现了村治的问题；提出了制度下乡的问题；有了计划生育、“大社员”；有了两委关系、党政关系、干群关系等等。只要看一看本书的诸多题目就可以看到中国农村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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