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因为作者的学术关切是出自对中国社会、对人的关切。作者以自己所在的湖北为基地，跑了中国的许多地方；他追求对日常生活的理解和把握，注意那些人们通常不大注意的却具有学术意味的细节。因此，作者虽然以中国农村为研究对象，他的学术视野却是开阔的；他的研究以社会改造为导向，但是他摈弃了道德主义的进路。他的努力是建立在社会科学的基础上的。其实，如果从求知和学术的角度来看，研究的问题本身没有什么高下、土洋和先进落后之分别的，落后的只能是学者的观察力和思考力。因此观察、理解生活中的问题是回答和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而理解问题不可能仅仅通过读书、读“先进的”理论书完成的，而必须面对生活本身，让生活的问题本身在自己的面前展开，理论仅仅是一套工具，把引发你关注的似乎不相关联的社会现象勾连起来。
　　也正因为关切的是中国社会和农民，而不是意识形态，因此作者也就不追求一个政治正确的立场，一个代表“弱势群体”说话或所谓“说真话”的道德立场。这也是坚持社会科学研究的立场的一个重要方面。说实话，研究中国农村和农民仅仅因为这是中国的一个问题，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真实的问题，是中国现代化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个问题从近现代以来一直都是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最重要问题，甚至可能无需加修辞词“之一”。即使今天也是如此，中国加入WTO了，中国更对外开放了，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了，中国的城市人口增加了，所有这些都以某种方式涉及到占目前中国人口60％多的农民。因此，中国要真正完成市场经济的转型就必须最终为农民提供足够的自由就业机会，无论他是从事农业或是从事其他行业。中国要法治，也就不只是在城市建立几个法律援助中心，或有多少法官或律师，而是农民的纠纷可以得到农民愿意接受的因此大致是公正并有效率的解决——无论是通过司法、行政、民间调解或是其他什么方式，也不论有没有律师介入。中国要建设宪政民主，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中国的农民真正成为公民，实际享受到国家直接赋予的权利，而不是象现在的许多地区那样，农民实际享受的是地方性的权利，得更多依赖熟人网络或自然社区寻求帮助。甚至，现代化还包括了“教育”——一种现代化的规训——农民，使他们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的发展，随着他们的生活坏境的改变，逐步自觉摈弃——而且他们也一定会自己摈弃——那些与现代化生活不相适应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也许他们要有更多一些个体主义，更多一些普遍主义，更少一点地方观念和老乡观念，更多一些协作精神等等。但是要注意，这种教育不只是宣传，而是现代化生活给农民带来的激励和制度约束的改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到作者研究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完全不是某种道德化因素推动的学术选择，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中国今天的社会生活推动的真正的学术选择。这样的研究可能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却不是为了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这就是社会科学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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