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的确，古代有不少官员（包括“赢得青楼薄癰名”的作者杜牧，在今天他肯定是腐败的官员），甚至很高的官员（例如白居易、元稹；例如王安石、苏东坡；例如韩愈、司马光）吟诗作画，文采飞扬，而今天自打毛泽东之后，却没有一位可以在文采上可与这些古人媲美的。但这真是一个问题吗？其实，当我作这种比较时，已经犯了时代错误，表明的只是我的观念陈旧，因为看上去似乎“萧瑟秋风今又是”，但毕竟已“换了人间”。社会的变迁，知识的分工，职能的转换以及选拔的标准都已经注定了今天的政府官员首先不是文人学士，因此，这种比较是没有意义的。今天人们根本不看重官员的书法如何，诗歌如何，文采如何；人们看重的是他有没有能力招商，有无能力融资，有无能力处理外交内政。甚至在大学里，包括人文底蕴最雄厚的文史哲院系也是如此了：院长、系主任的选任的重要标准之一就是得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一定的交涉能力，甚至就不能有太多的文人习气。甚至我们今天挑选教员的标准也发生变化了，我们也许偶尔还会称赞某个老师的板书写得好，有书法功底，但是这已经不再是挑选教员、评定职称的标准了。不论我们喜欢不喜欢，这个社会对文化知识的评价体系都已经变了。
　　事实上，除了一些只属于特定时代的人文精神或底蕴外，真正具有普适性的东西都必定是在社会竞争中为人们所接受的，必须是对人有文化的召唤力和感染力的。“人文底蕴”并不是本质主义的，自然也就不可能是某个时代的规定，甚至不是某一个时代的人们的共识，而只能是多时代的交叉共识。
　　“人文底蕴”背后的可能危险
　　因此，当人们强调文化底蕴，强调人文精神，强调必须接受某种价值时，我往往会有所保留。这一点也延及我自己。我常常担心，我强调的某种素质或学术底蕴是不是一种太强了的个人偏见或偏好；担心会不会一不小心就把自己当成了正义的化身，真理的化身，阻碍了学生的追求和探索。我的这种自我反思肯定是有问题的。但我提出这一点的要害不在这里，我有更深层的忧虑，甚至我感到了某种危险。
　　2003年上半年，我去英国剑桥，我同一位在那里搞研究的中国经济学家发生了争论。他对中国当代经济学界的批评是关心效率太多，关心正义不够。在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界也屡屡有类似的论点。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中确实存在许多问题，有些是令人痛心的问题，从学术规范到学术品格，也可能存在学科关注点过于集中、学术视野不够开阔甚至“跟风”的问题；就研究者来说，也许有过于关注专业化，忽视了某些问题，有韦伯所说的“专家没有灵魂”的现象。因此，人文关怀、人文底蕴作为对社会科学不健康发展的一种校正被提出来了。也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一些社会科学研究者纷纷开始扮演起“社会良心”的角色，对一些他们没有多少甚至没有任何研究的问题发表不负责任的大而化之的评论，尽管我不可能反对他们就社会热点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也相信，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可能是真诚的，但是感情的真实并不等于事物的真理，真诚也不保证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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