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法院对刑事法律援助缺乏足够的重视
这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法官轻视律师的程序权利，二是漠视律师的辩护意见。根据调查，1997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律师一共办理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 2234件，其中法庭通知或建议不需要出庭只需提出书面意见的案件有150件，占到总数的7％。另外，北京市律师接受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对是否出现过审判程序简化、粗糙的情形作出的评价中，有17％的律师经常遇见法院轻视法律援助的情形。
从法院对辩护意见的采纳情况看，1997年至2002年上半年北京市律师所接受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进行无罪辩护的案件有108件，辩护成功的102件，分别占总数的5％与4.8％；作罪轻或减免刑罚辩护的案件有1535件，辩护成功的967件，分别占总数的69％与43％。其中揭示了两个具有悖论性的问题：一是，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进行无罪辩护的成功率虽然比较高，但和刑事案件总数相比数量却微乎其微。其中最可能的原因在于法院在开庭前已经确定案件是否判无罪，让辩护律师出庭提供法律援助不过是满足程序的形式需要罢了。虽然也不排除案件进行无罪辩护本身即为徒劳，以及律师本来就没想作如此辩护。二是，律师作罪轻或减免刑罚辩护的案件占到总数的69％，虽然比例比较大，但成功率却不高。
6、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责任心有待加强
在承办法律援助的案件中，有些律师的责任心比较差，他们准备案件草率而简单，在会见被告人、调查取证方面大打折扣；有的律师根本不作任何调查，只是看看案卷；有的律师在法庭审理阶段如同一个旁听者沉默寡言；有的律师根本不会见当事人，如北京市律师所接受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只有58.7%的律师全部会见过被告人，有些律师只是部分会见或者压根没有会见过被告人。只有9.8％的律师经常会见被告人。另外，有些律师中途拒绝继续辩护，北京市律师在所接受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只有72.8％的律师说没有中途拒绝辩护的经历，有3.3%的律师明确承认有此经历，其中，23.9％的律师可能因为也曾中途拒绝辩护但又不愿意公开表明，也可能是其他原因而没作回答。有近30％的律师不敢说自己在法律援助工作中没有中途拒绝辩护的经历。
7、法律援助出现了“信任危机”
这包括被告人对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的不信任，以及公众对刑事法律援助的不信任。比如，北京市律师所接受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有9%的刑事被告人曾拒绝接受援助。只有68.3％的律师坦言没有遭到被告人的拒绝。从拒绝接受法律援助的当事人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这样的援助不起作用是最主要的原因。
刑事法律援助在实践中还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目前的法律援助只是关注第一审程序的刑事被告人，而在第二审程序以及服刑人员提起的审判监督程序中，法律援助工作还很不够。虽然有些地方已经意识到“高墙内”的罪犯更需要法律帮助，并且也给出了现实支持，比如2001年12月，广东省佛山市法律援助中心服刑人员法律援助部在佛山监狱挂牌，但在全国范围尚需进一步作出制度化的安排。
三、《
法律援助条例》得失述评
为了改善法律援助的现状，国务院通过了《
法律援助条例》（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施行）。媒体的欢呼与誉美之词跃然纸上，大有法律援助会因此而腾飞之势。其实未必，虽然《条例》的出台显示了我国政府以及司法部门对法律援助的支持与重视，它与1997年《
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相比，在内容上更科学、更完善，立法技术也更加成熟，但由于立法者的视野局限或过于保守的思想，基本没有触及法律援助尤其是刑事法律援助所存在的主要问题，更谈不上解决了。9因此，笔者意欲结合司法现状，沿袭学术思路评析《条例》的得失，以客观的预测刑事法律援助在我国的未来走势。
（一）《条例》的进步之处
《
法律援助条例》刚开始实施，效果的优劣还无法获得系统的数据证明，但它的出台，至少在理论上有助于改善法律援助法规不系统、地方“各自为政”的局面，同时，《条例》在制度层面也获得了难能可贵的进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