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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遗忘的法律
朗咸平现象中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是非评价标准，但在众多标准中我们找不到“法律”的在场证据，不管是朗咸平，还是反对派，对集体遗忘了法律。法律在整个事件中是缺场的。朗咸平自己也明确承认，所有这些事件都有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就是收购者和褚时健不一样，他们都会寻找最好的法律顾问，保证所有的操作都是符合中国法律的。也就是说，朗咸平明确排除了法律作为他的评价标准。同样，反对方的两个标准也完全与法律无涉。而同样，法律在社会热点问题争议中的缺场也并非此次事件独有的偶然现象，现反，法律的缺场可以说是一种常态。
法律的缺场表明中国社会中，人们还不习惯，甚至没有开始利用法律的制度、思维和理念进行是非的评判。而我们知道，一个典型的法治社会，最为基本的特征就是法律至上，法律是评判一切是非的最高标准，人们习惯于将各种纠纷纳入法律的轨道，让法律去解决。在美国，更是将总统选举这种如此重大的政治纠纷也交由法律来最后裁决，堪称法律至上主义的楷模。当前的中国正在努力将自己改造成一个法治国家，换句话说，对于法治国的崇高目标而言，中国仍然是“在路上”，至少目前来看，还不能说中国社会已经是一个法治化的社会，充其量，也只能算的上一个“半人治（德治），半法治的社会”。从朗咸平现象来看，中国的法治进程还是相当滞后的，对于重大问题的争论，人们仍然停留在各种似是而非的混乱标准之中，法律人作为一个整体仍然是处于主流话语之外的，鲜见有人从法律的角度对争议问题做一个系统的分析。法律，这个法治社会中评判是非的最高标准，在中国，被共同遗忘了。
而冷落法律是有代价的。它直接造成了争论的混乱和无意义。市场经济是以法治为基础的，在市场经济社会中，除了法律和宗教，实际上，人们很难再找到一个可以为人们共同认可的第三标准。而中国，从古至今，都不是一个具有宗教信仰传统的社会，即便多数人信“天命”，但还远不足以为社会提供认识论基础。因此，在法律之外的辩论必然演化为一场不可能有共识的争吵，这种无谓的争吵，可能导致精英阶层的冲突和内耗，极大地浪费了社会的资源。更为严重的是，“思想阵地，法律不占领，就必然为其他非法律的观念所占领”，这其中危害性最大的是“道德评判”，尤其在媒体为王的时代中，对民营企业和国企改革引发出的道德否定信号无疑就是致命的匕首。虽然朗咸平本人披露的是基于数据分析的事实，假定是事实的话，但舆论和公众只关心带有强烈道德否定意味的结论，在此敏感时期，这种冲击，对民营企业和国企改革是致命性的，或者至少可以演化为致命性的力量。可以说，当前的时代，精英阶层在法律之外对事物进行公开评价是高度危险的，而法律的缺场却一再使这种危险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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