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民族理论是否可能？
范亚峰
【关键词】自由、民族理论、宪政
【全文】
自由的民族理论是否可能？
范亚峰
赫尔德说，乡愁是最高贵的痛苦。20世纪末对应于全球化浪潮，民族主义的兴起如压弯的树枝的反弹（伯林语）。而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在20世纪90年代也与国学、后现代主义、自由主义并起，成为90年代的四大主义之一。
本文的目的在于初步提出问题：在中国问题的语境之中，自由的民族理论是否可能？而自由民族理论的建设，与中国宪政理论或政制理论的建设是一种怎样的关系？
一 民族、民族国家以及民族主义
民族、民族性，以及民族主义，某种意义上是现代性的产物，是一种特殊类型的文化人造物。“这些人造物之所以在18世纪末被创造出来，其实是从种种各自独立的历史力量复杂的‘交会’过程中自发地粹取提炼出来的一个结果；然而，一旦被创造出来，他们就会变的‘模式化’，在深浅不一的自觉状态下，他们可以被移植到许多形形色色的社会地域，可以吸纳同样多形形色色的各种政治和意识型态组合，也可以被这些力量吸收。”[1]民族“是一种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像为本质上是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想像的共同体”是一种社会心理学上的“社会事实”。
中古之后，基督教信仰逐渐，各种思潮乃以其他符号或事物取代上帝的位置。自由主义是个人，社会主义是社会，民族主义则是以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取代上帝。民族本质上是一种现代的想像形式，它源於人类意识在现代性过程中的一次深刻变化。
使这种想像成为可能的有两个重要的历史条件，首先是认识论上的先决条件，即中世纪以来人们理解世界的方式所发生的“根本变化”。这种人类意识的变化表现在世界性宗教共同体，王朝，以及神谕式的时间观念的没落。这三者构成的“神圣的，层级的，与时间终始的同时性”旧世界观在人类心灵中丧失了霸权地位，人们于是开始想像“民族“这种“世俗的，水平的，横断时间的”的共同体。新的时间观即华特·班雅明所说的“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而18世纪初兴起的两种想像形式：小说与报纸“为‘重现’民族这种想像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手段”，因为他们的叙述结构呈现出“一个社会学的有机体依循时历规定之节奏，穿越同质而空洞的时间的想法”，而这恰好是民族这个“被设想成在历史之中稳定地向下（或向上）运动的坚实的共同体”的准确类比。民族想像的另一个社会－结构上的先决条件，是“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这三个因素之间“半偶然的，但却富有爆炸性的相互作用”促成了拉丁文的没落与方言性的“印刷语言”的兴起，而以个别的印刷方言为基础而形成的特殊主义的方言－世俗语言共同体，是“民族”的原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