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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先生认为，“中国乡村政治从传统时代至今都包含三种问题：农民与国家的关系、农民与"村"的关系，以及"村"与国家的关系。在现代化转型时代，这三者分别对应于国家民主问题、社区民主问题以及社区自治问题。”[23]而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既不是被租佃制严重分裂的两极社会，也不是和谐而自治的内聚性小共同体，是大共同体本位的"伪个人主义"社会，与其他文明的传统社会相比，传统中国的小共同体性更弱，但这是因为大共同体的过分发达所致。小共同体本位的西方传统社会在现代化起步时曾经过"公民与王权的联盟"之阶段，而中国的现代化则可能要以"公民与小共同体的联盟"为中介。托克维尔在论及美国的乡镇自治时说：“乡镇自由并非来自人力。……人力难于创造它，可以说它是自己生成的。它是在半野蛮的社会中悄悄地自己发展起来的。使它日益巩固的，使法律和民情的不断作用，是环境，尤其是时间。”[24]中华政制由礼治秩序向法治秩序[25]的演变是一个漫长、艰苦的过程，与渐进式的经济改革相一致，中国宪政建设也可能要走一条渐进改革的道路。村民自治虽然也许不能成为中国政制转型的突破口，但其自生的微弱的内部规则具有持续成长的力量，村民自治会成为中国政制转型的一个重要条件和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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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凯等《经济改革与宪政转轨》，载《杨小凯经济学论文集》校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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