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信仰之所以是一种信仰，因为完美的法治带有浓重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万能的，法律不是也不可能是调控社会的唯一手段。法律价值的彻底实现，法律正义的完全伸张，以及完美的法治状态，都只能是一种理想，都只能是一个通过不懈追求而逐步接近的过程。然而，律师决不应当放弃这种理想，决不应当放弃这种不懈的追求，而应当坚信这种理想是对的，是值得不懈追求的，是值得为之献身的。这就是一种信仰，一种法律信仰，也是一种法治信仰。
法律不是万能的。但是，法庭是属于法律的领地，法庭是法律的殿堂。如果在法庭上也没有法律信仰，如果连律师也不信仰法律，法律就只能成为空文，法治也就只能成为泡影。
律师法袍正是象征着律师的法律信仰与法治信仰，象征着律师是法律与法治的忠实信徒，是法律与法治的忠实仆人。
任何一种信仰都需要一批为之献身的殉道者，否则是不可能存在的。
律师法袍，象征着律师献身于法律，献身于“依法治国”的伟大事业的殉道精神，象征着律师时刻准备着维护神圣的法律，推进“依法治国”而殉道。
再次，
律师法袍象征着程序正义。
“法庭审判是精英化，职业化，复杂化的代表。在这种形式下，旁听者被一整套的道具与法律表演者隔开，对‘程序正义’和‘诉讼正义’的追求被放到了首要的位置，凸显了程序和程序观念，促使法律问题以法律方式进行专业化、技术化的处理”。
律师法袍所象征的“程序正义”与“程序至上”，对律师有特殊的意义。
法律赋予律师的神圣职责就是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无论是实体法所规定的合法权利还是程序法所规定的合法权利。程序法规的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是独立于实体法规定的合法权利的，因而实体法规定的合法权利有时是与程序法规定的合法权利相一致，有时是不一致的，比如：经过刑讯逼供被告人承认自己犯了罪。如果他实际上没有犯罪，那么，按照实体法的规定，他有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按照程序法的规定，他也有这样的权利，这两种权利就是一致的。反之，如果他真的犯了罪，这两种权利就不一致了。按照实体法的规定，他没有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而按照程序法的规定，他有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对于律师而言，只要是当事人的合法权利，律师都应当维护，这样，律师就是在与实体法或者说“实体正义”相对抗，表面上似乎在与法律相对抗。然而，这正是律师的天职，是法律赋予律师的神圣职责， 也正是国家设立律师制度的本意。现代国家不允许执法者用非法的手段追诉犯罪，如刑讯逼供。律师正是发挥这样一种抗衡作用。律师就是在这样在一种似乎背离实体公正的努力中，争取与执法者任何可能的违法行为相抗衡，以实现控辩双方的平衡，实现比“实体正义”更高的价值——“程序正义”。
国家设立律师制度，其本意就是要追求“程序正义”。没有“程序正义”，也就没有律师制度，也就不会有现代律师业。律师，天生就信奉“程序正义”。
律师不仅信奉“程序正义”，而且信奉“程序至上”。作为法律的忠实信徒，作为法律职业人，他的职责就是帮助当事人追求“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但是，作为一名律师；法律是他的信条，他不能为帮助当事人追求“实体正义”而采用非法的手段，也不能因为追求“实体正义”而放弃维护“程序正义”为当事人带来或可能带来的利益，对于律师而言，“程序正义”是至上的。
律师法袍不仅象征着律师信奉程序正义和程序至上。
律师法袍与
法官法袍同时出现在法庭上，再与法庭上的其它“行头”、“道具”相配合，象征着“程序正义”与“程序至上”在法庭上的统治地位。其方式是通过一种极为夸张的手法，表明法庭对形式的高度重视与刻意追求，表明法庭拒绝任何不符合法定形式的东西。
贺卫方教授认为：“从审判角度看，我更愿意把这种‘形式’上的改变看作‘程序正义’的一个前奏，也就是‘形式正义’。”可见，
律师法袍表达的也是“形式正义”，而这种“形式正义”作为“程序正义”的前奏，无疑是象征着“程序正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