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时，人们不再公开穿长袍，即使老年人也是这样。然而，某些职业的仪式服仍以长袍为主，最值得注意的是大学、宗教与法律。神圣的圣袍，以及许多美国和部分英国法官的法袍，都是在这个传统里流传下来的，所以大学里的学院袍亦然。
中世纪史学家坎特罗威茨认为：“有三种职业是有资格穿长袍表示其身份的，这就是法官、牧师与学者”。因为那时还没有现代意义的律师。今后的史学家们则要写道：“有四种职业是有资格穿长袍的，那就是法官、牧师、学者与律师。”
（三）
律师法袍，以其实际作用象征着权威与地位。
“袍”是中国人的服饰之一，是权威的象征。“法”与“袍”的结合，对中国人来讲并不十分陌生。“包青天”审案子时就是穿着官袍的，其他古代大小官员审案也是穿官袍的。因而，法官穿法袍，并不能算是一种创新，在某些人看来，倒有些复古的意味，相比之下，律师穿法袍则是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的，令人惊诧了。古代的“讼师”，也有穿自制的长袍或长衫的，但有谁见过“讼师”穿官方统一制作的“官袍”的？与
法官法袍相比，
律师法袍则是一种真正的创新与突破，意义更为深刻。那么，为什么今天中国的律师在法庭上要穿上法袍呢？现代法治要求对抗制的诉讼模式，通过对抗实现均衡，实现公平正义。但是，中国人尤其是讲究名份的，“名不正、言不顺”让律师穿着五花八门的服装在法庭上与身着制服的检察官相抗衡，似乎显得不伦不类，在身着法袍的法官面前引经据典，振振有词，又显得有点滑稽可笑。律师穿上法袍，就可以名正言顺在法庭上履行自己的法定职责与其他各方“分庭抗礼”了。“
律师法袍”，正是这种“分庭抗礼”的“行头”与标志，正是起到“分庭抗礼”的作用。
律师法袍以其实际作用象征着权威与地位，同时又以象征着权威与地位发挥其实际作用。这种作用与功能，形式与内容的高度统一，表明权威与地位是
律师法袍最基本的内涵。
其次，
律师法袍象征了法治信仰
法治信仰，不仅仅是法律信仰，而且是信仰法律是治国的主要手段，法律是法庭上解决问题的唯一准则。所谓信仰，就是无条件地相信，并以此为行为准则。法庭是司法的场所，不是立法的场所，是贯彻法的精神，发挥法的作用的场所。然而，整个法律的价值取向，并不可能为每个人所接受，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立场与相应的价值取向；特别是具体的法律规定，有时甚至也可能会违背统治阶级成员的个体利益，因而会遭到反对。然而在法庭上，法律即使违背了某些人的利益与价值取向，但只不与更高阶位的法律（如
宪法）相冲突，就是不能反对、甚至不可质疑的。法律信仰，就是无条件地相信作为一个完整的体系，法律总是正确的，即使具体的法律规定与更高阶位的法律相冲突，也必须而且应当在法律体系的范围内加以解决。法律信仰拒绝任何不经法定程序而废止或修改法律的企图，坚决反对任何对法律精神的歪曲，同时坚决反对用任何非法的方式来反抗法律。
法律信仰，就是无条件地相信法律所体现的价值是法庭上的最高价值；法庭也不应当追求所谓“比法律所体现的价值更高的价值”。法律信仰就是坚信法律是法庭上的最高权威，也是唯一的权威。法庭不承认法律之外的任何权威。
律师法袍，与
法官法袍以及法庭上的其它“行头”、“道具”相配合，营造出法庭上的法律信仰氛围，标明法庭是法律的领地，在这里，法律是最高也是唯一的权威，法律所体现的价值是最高的也是唯一的价值。
法庭上的法律信仰，延伸到法庭之外，就是法治信仰。法庭上的法律信仰，对于法庭之外的世界，决不仅仅起一种说教作用。那些不信法而又胆敢以身试法之徒；要被捉拿或扭送到法律的殿堂中受审。对于法庭之外的世界，
律师法袍，表明了律师的法治信仰，表明他与身穿
法官法袍的法官一样，也是法律殿堂中的忠实“法仆”。教堂里的“神甫”（实际上应当是“神仆”），穿着宗教袍，表明他是“神”的忠实仆人，是“上帝”的忠实仆人。而律师穿着法袍，则表明他是法律的忠实仆人。法庭是法律的殿堂，它又象宗教国家的教堂一样，要统摄外面的世界；因而，律师又是法治的忠实仆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