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法律在赋予律师诸多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了律师相应的法律地位，从而界定了律师在社会上的高尚地位。
《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
二条规定：“本法所称的律师，是指取得律师执业证书，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从本条可以看出，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员，但是律师并不是服务业的人员。因为，律师提供法律服务必须取得律师执业证书。而取得执业证书，又必须先取得律师资格，即取得国家对律师法律水平和道德水准的认可，同时又具备执业的其它条件，才允许作为执业律师，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在我国，法律服务行业，包括律师和司法行政机关的人员，而刑事辩护的法律服务，又专属律师垄断，即使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司法行政机关法律服务人员也不得从事。可见，律师提供法律服务源自于国家的特别授权。
律师并不是服务业人员，律师的确是用自己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但是除了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食利者外，每个人不都是为社会提供服务的么？法官、检察官，不也是利用自己的法律才能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么？英美国家，将律师定位为最高法院的官员，是不无道理的。
法律赋予了律师权威与地位，同时，中国律师也迫切需要相应的权威与地位，否则，律师执业将更加步履艰难。
（二）
律师法袍以其形式象征着权威与地位。
1、
律师法袍用颜色（黑色）象征着权威与地位。
“
律师法袍是一种黑袍。‘黑色’或许象征一种非常威严的颜色，象包拯的脸都是黑色的，所以司法总与黑色有一点关联， 黑色也有神秘感，也有某种隔离感，所以黑色也是一种很好的颜色。”
黑色代表了距离，
律师法袍还以其距离感强化了这种权威与地位。
“法律职业与社会其它职业相分离，并以其专门性、技术性和独特价值贡献于社会，必然受到非此群体的大众的瞩目，距离产生出美，距离也产生出区别，因此，赋予法律职业特殊的文化标志，就是这种距离美和差异感导致的结果。法袍可以视为这种文化标志或符号之一。”
距离产生出美，距离也产生出区别，因而，距离也产生了权威；权威与地位离不开距离。孔子曰：“近之则不恭”，就是这个道理。
2、
律师法袍还以其样式（袍）象征了权威与地位。
长衫或长袍已经是老年男性的固定指标。长袍往往也是显要职位的象征，以及代表世俗或神圣的力量。
在中国古代，“袍”就是官方的服装，以至成为整个上层社会甚至军人的服装，所以有了后来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胡服”大概时髦了一阵子，但以后历代文官服都是采用长袍，武官（特别是高级武官）除了“野战服”无疑是盔甲外，“军常服”、“军礼服”也多是长袍。代表官方的进士、举人也是穿长袍的，就连秀才也是要穿蓝袍的，以示官方色彩。因而，秀才实在气不过要聚众闹事时，称为开“蓝袍会”。秀才开蓝袍会，大概是不犯法的，至少是受到官方宽容的，反正不会被杀头，否则这“蓝袍会”想必是开不起来的。秀才都是“孔孟之道”的忠实信徒，所以实在气不过，无非是“孔孟之道”受到了践踏，因而，“蓝袍会”在本质上是维护封建制度的。所以“蓝袍”可以保障秀才行使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点“民主”，另外还可以保障秀才在“祭孔”时分到一块肉。可见蓝袍也确实有些官方色彩，有些权威与地位。
中国古代“袍”，制别是官方制作的统一式样的“袍”（包括非官方的秀才所穿的蓝袍）都代表着一种权威与地位。
在西方，“袍”也象征着权威与地位。传统的长袍象古希腊或罗马人所穿的拖及地面的长袍，从我们所看到的神像上可以看到这类袍子，长袍也出现在拜占庭的镶嵌以及中世纪的雕刻和手绘彩饰上。文艺复兴时代的老年男性或者杰出人物都穿长袍，到了18世纪则采用风格改变但原意仍存的袍子。在戏剧里，公认长袍是老年人的衣服，如波罗尼耳斯（Polonius）、李尔（Lear） 以及其他老人都穿长袍，而哈姆雷特（Hamlet）亚克（Edgar）或贺尔王子则穿大布利特上衣和长袜。菲史达夫（Falstaff）年龄和身份理应穿长袍，但他却穿紧身上衣，让观众觉得他不改弃年轻时的愚蠢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