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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的证明标准。
本文赞成先前文章的论述，绝对的客观真实在诉讼（包括刑事诉讼）中是不可能达到的，相对的客观真实是可以达到的。本文从实践的角度理解刑事诉讼中的客观真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认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只要认识的精确度达到能够正确指导实践的程度，即达到了相对的客观真实。不同的实践要求的客观真实的精确度是不同的，即不同的实践对应不同的相对的客观真实。如果一个人要办到纽约的护照，只要知道纽约在美国就行了。如果一名远洋轮船长要驾驶远洋轮到美国去，他只知道纽约在美国还不行，他要知道纽约确切的经纬度。在刑事诉讼中达到相对的客观真实，是完全可能的，但却不是必然的。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认识都能达到正确指导实践的程度，等于要求司法实践永远不犯错误，永远不失败。人都是会犯错误的，任何实践都有失败的可能。无论在任何认识指导实践的问题上，实际上都不可能建立一种百分之百的正确性标准。认识可以正确地指导实践，但认识不可能永远正确地指导实践。要求认识百分之百正确地指导实践的标准，实际上否认了任何失败的可能，实际上不可能作为一种标准。据报导，“神舟五号”发射之前，经测算，成功的概率为98% ，即成功的可能性为98%，失败的可能性为2%。成功的概率为98%说明已达到了“神舟五号”发射的要求，即可以发射的标准。美国的航天飞机失败过，欧洲的阿里亚娜火箭失败过，中国的长征系列火箭也失败过。百分之百的成功标准只能是一个神话。在“神舟五号”发射这样关系到宇航员杨利伟的生命，关系到中华民族荣辱的重大问题上，尚无法建立一个百分之百成功的标准，怎么能要求在诉讼（即使是刑事诉讼）中建立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证明标准？如果给长征系列火箭建立一个百分之百发射成功的标准，“神舟五号”就永远不能发射。如果给诉讼证明（即使是刑事诉讼证明）建立一个百分之百正确的标准，等于是要取消诉讼。宇宙飞船如此，宇宙飞船的每一个部件也是如此，刑事诉讼如此，刑事诉讼的每一个方面也是如此，都不可能永远正确，都不可能以百分之百正确作为证明标准。百分之百的正确，不可能作为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也不可能作为刑事诉讼某一方面的证明标准。
只要有认识就会有错误的认识，只要有实践就会有错误的实践，只要有裁判就会有误判。只要阶级社会存在一天，就会有犯罪，就会有国家与法，就会有刑事诉讼，也就会有冤假错案。
冤假错案与犯罪和刑罚一样，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都是阶级社会的必然产物，归根结底都是由一定历史阶段的经济基础所决定的，不是一厢情愿地建立一个“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就可以避免的。（证明标准的形成机制参见这篇习作第11-14页）
当然，这决不是说可以任意人为制造冤假错案。恰恰相反，历史唯物主义在承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同时，又承认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要求在尊重社会规律客观性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就要求主观上应当尽可能地避免冤假错案。但是，主观能动性不可人为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应当建立在尊重客观规律性的基础上。任何脱离实际的空想都只能是有害无益。历史证明：正是高喊“夺取中心城市”的时候，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挫折；恰恰是“亩产万斤粮”的口号喊得最响的时候，饿死了大批的人；恰恰是“我们决不冤枉一个好人，也决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宣言响彻神州大地的时候，制造了无数的冤假错案。
“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最高的证明标准，完全是捏造的。
“客观真实论”是伪科学、伪理论，重要表现是捏造了“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最高的证明标准，混淆视听。在认识论的范畴内，“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是人类认识的极限，是高得无法作为标准的“高标准”。然而，诉讼证明标准（包含刑事诉讼证明标准），并不是单纯的认识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笔者认为，诉讼证明标准是国家行使司法权，以公权力调控社会生活的诉讼证明要求。在刑事诉讼中，证明标准是刑事诉讼应当达到的要求。达到这个要求，刑事诉讼证明的任务就完成了，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就确定了，刑事制裁就要启动了。
有观点认为，诉讼证明标准是就是看证据是否符合案件真实情况。 案件真实情况是存在的，但都是过去存在的。如果案件真实情况能够随时拿来与证据作比较，以便给证据贴上是否“客观真实”的标签，那真是太好了。可是，离开诉讼实践，离开对证据的认识，如何能知道案件真实情况呢？案件真实情况只能先天地存在于人的头脑中，这是典型的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案件事实存在于证据之中，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既是判断证据是否真实（法律真实）的标准，又是判断证据是否充分的标准，后文还要进一步述及。
“客观真实的证明标准”将证明标准简单归结为认识结论的正确性。而法律真实的证明标准则包含两个要素，即认识结论的正确性与认识过程的正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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