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监督不仅在于免费寻求到性刺激，还在于行政处罚的“经济利益”。既然“淫亵色情”是可以“依法罚款”，不论是“收支两条线”还是“收支一条线”，警察总是不会“白干”的。虽然有中国警察高官痛斥这样的获利方式是享用“尿泡饭”，但是在一个秃鹫、痈蛆与人类共存的世界上，分享“淫亵色情”红利，总也不是稀奇的事情。政府管制“淫亵”的法律代价魔杖，会产生如下社会效应：
1、“色情罚款市场”扩容。罚款数量和“违法规模”成正比，这是“罚款定理”。“淫亵色情”等“违法活动”存在，提供了一个罚款市场。政府管制下的“社会秩序”，在罚款定理的作用下，不会走向“合法化”，通常要走向“违法行为大量存在”，即罚款市场是会“膨胀”的。
2、权力演化为“市场”资源，法律代价发生转化。在一个具有获利性的随意管制市场，警察的随意性干预权力，会导致法律代价下的社会自组织――基于代价评估，形成制度外的利益共同体。行政罚款在社会自组织的机制下，法律代价变化为协商性价格，在利益共同的情形下，法律代价逐渐为零代价（促使警察介入色情经营和色情经营者和警察利益结合）；而在利益不共同的情况下，法律代价的兑换趋于“利益最大”，逼近自由裁量权的极限价格。
四、 浙江海宁吕海翔案反思
一个趋于世俗化的社会，必然要求政府放松对社会自由的行政管制，这既包括通过《
行政许可法》这样的立法，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管制和干预，也需要在公民生活的事务方面，取消不当管制措施。公安机关正当职能在于确立和依据司法性权力，保障社会安全，不应是从事对人类性自由的监督。
浙江海宁吕海翔，这位普通中国公民在娱乐场所的行为，并无暴力与强制等社会秩序的危害因素，无碍他者合法利益，在包房的“私人空间”――通过付费获得的租赁场所，并未侵害女当事人的性自由。但是，他不幸遇见了本时代的性监队员，这些穿戴国家制服、掌握国家暴力的人，依据法理不通的行政性立法， 采取了“限制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即“传唤”。共和国公民吕海翔反抗蛮力，被迫跳水，溺水而亡。他寻找到的快乐和付出的代价，极不对称。政府滥行管制，逼出人命，是后教权社会、前小康社会中国公民的悲剧 。形成对比的是，经营“色情”的业主们，却在警察的眼皮底下，甚至共谋共利中，无碍地发展着“第三产业”――这与法治国家的管理方式，刚刚相反。
邓小平先生结束了高谈阔论教权治理的鼎盛时代，将中国引入世俗化社会。翻天覆地的社会变化证明，合法自由即不妨他者自由的自由促进社会发展，自由是个硬道理。 市场经济是合约经济，现代政治是同意政治，市民社会是协商生活，现代法律维护合意。合意主义是建设公平社会的新伦理，是法治社会规范的基点。一切干涉社会自由的行政管制，应当在合意社会的进程中，通过违宪审查机制，完成自身的历史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