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程度上说，监禁处遇对于未成年犯罪人而言更意味着消极性，而不是积极性。因此，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尽量避免监禁，实现非监禁化，已经成为各国少年司法制度共同的理念。为了促使各国贯彻未成年人非监禁化理念，《北京规则》特别强调：“进步的犯罪学主张采用非监禁办法代替监禁教改办法。就其成果而言，监禁与非监禁之间，并无很大或根本没有任何差别。任何监禁机构似乎不可避免的会对个人带来许多消极影响；很明显，这种影响不能通过教改努力予以抵消。少年的情况尤为如此，因为他们最易受到消极影响的侵袭。此外，由于少年正处于早期发育成长阶段，不仅失去自由而且与正常的社会环境隔绝，这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无疑较成人更为严重”。 “把少年投入监禁机关始终应是万不得已的处理办法，其期限应是尽可能最短的必要时间”。 此外，《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9条第3款规定：“任何因刑事指控而被逮捕或拘禁之人……有权在合理的时间内受审判或被释放。等候审判的人受监禁不应作为一般规则。但可规定释放时应保证在司法程序的任何阶段出席审判，并在必要时报道听候执行判决。”人权委员会在它的第8总评论中再一次确认：“审前羁押应是一种例外，并尽可能的短暂”。 《保护羁押或监禁人的原则》第39条指出：除了在由法律规定的特殊案件中，由司法或其他机关由于司法利益而决定，被告人应有权被释放等待审判。《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第37条b款规定“不得非法或任意剥夺任何儿童的自由。对儿童的逮捕、拘留或监禁应符合法律规定并仅应作为最后手段，期限应为最短的适当时间。”可见，“非监禁化”是联合国少年司法的一项重要准则。
非监禁化也是我国少年法所确立的一项重要原则。（1）在审前阶段，有关法律规定应当尽量避免未成年人被羁押，严格限制对于未成年人适用逮捕、拘留等监禁性强制措施。就公安机关工作而言，《
公安机关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的规定》（1995）第
15条特别规定：“办理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案件，应当严格限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
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1998）第
139条再次强调：“办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应当严格控制和尽量减少使用强制措施”。这里所说的强制措施主要是指拘留、逮捕两类监禁性的强制措施。就检察机关工作而言，《
人民检察院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规定》（2002）第
13条规定：“严格掌握审查批准逮捕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条件”，对于罪行较轻，具备有效监护条件或者社会帮教措施，能够保证诉讼正常进行，并具有过失犯罪的等没有逮捕必要情节的，可以作出不批准逮捕决定。（2）在法庭审判阶段，有关法律规定对于未成年犯罪人，应当“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刑罚选择的非监禁化是这一原则的必然要求。《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38条规定：“对违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实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刑法》第
17条第3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八周岁的人犯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办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1995）规定：“对未成年罪犯适用刑罚应当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3）在行刑阶段，非监禁化也是一项重要的原则。例如，规定对于少年犯适用减刑、假释条件宽于成年罪犯 ， 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是社区矫正的重点对象之一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