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合同的解除
在合同目的因为情事变更而不能实现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事变更成为不可期待场合，或者合同履行因情事变更而丧失意义场合，一般就可以解除合同。对于继续性合同或者长期合同，其解除通常并不能溯及合同成立之时，仅应自情事变更时起使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对于一时合同则可溯及合同成立之时。
3.合同的变更或改订
在合同目的并非不能实现场合，处理的办法通常是合同的变更或改订。应当说，这一效果是再交涉义务所要求的，合同当事人应当依诚信原则进行协商。协商不成时，则可以请求法院通过判决的方式变更合同。严格说来，任何一方当事人都没有权利依其单方意思变更合同内容，有的学者提出“单方变更合同的权利”之概念，甚至认为这种权利是
合同法上唯一的关于合同的法定变更权，并据此提出需要对传统的
合同法理论进行修正。（注：参见前引[3]，张淳论文。）这种看法是值得商榷的。其实，情事变更原则的主要法律效果，是赋予受不利益的一方当事人以变更或消灭合同的可能性，梁慧星先生认为它属于实体权利，但以诉讼（仲裁）方法行使为必要，故有别于解除权，相似于
民法通则所规定的撤销权。（注：参见梁慧星：《中国民法经济法诸问题》，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227页。）这一认识是正确的，解除权属于典型的形成权，依权利人单方的意思即可使法律关系变动；而请求法院变更合同的权利，本身尚不是形成权，最终是否变更合同，还要经过法院审理后再根据诚信原则及公平原则加以决定，在这点上的确与撤销权相似。如果认为当事人可以享有法定的单方的变更合同的权利，作为一种形成权，其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必然导致合同秩序的破坏，影响正常的经济流转，实在不足取。我国合同法第114条第2款所规定的违约金调整“请求权”，也正印证了这一结论。
（三）程序法上的效果
1.当事人主义抑或职权主义？
对于情事变更，是由当事人主张还是可以由法院依职权直接认定？是在以诉讼方式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在程序上首先须予回答的问题。台湾地区
民事诉讼法第
397条曾规定过情事变更原则，其内容为：“法律行为成立后，因不可归责于当事人之事由，致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法院应依职权公平裁量为增、减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效果之判断。”“前项规定，于非因法律行为发生之法律关系准用之。”显然采职权主义之做法。而台湾地区民法债编修正后的第227条之2规定了情事变更原则，即“Ⅰ契约成立后，情事变更，非当时所得预料，而依其原有效果显失公平者，当事人得声请法院增、减其给付或变更其他原有之效果。Ⅱ前项规定，于非因契约所发生之债，准用之。”似可认为，已改变职权主义而采取当事人主义。
我国民法诉讼法已有“超职权主义”之诟病并遭到学者批评，近年来诉讼剧增，法院颇有力不从心之感，故有全国范围的审判方式改革的进行，实际上即在不断扭转固有的职权主义甚至超职权主义做法。《
合同法》在立法精神上也体现了对于职权主义的回避，比如合同的撤销要基于当事人的请求（第
54条）、债权人撤销权的行使要基于债权人的请求（第
74条第1款）、违约金的调整要基于当事人的请求（第
114条第2款）等，从
合同法草案的规定中也反映出来，起草者对于情事变更原则的适用奉行当事人主义，先由当事人自行协商变更，不成时再请求法院变更或解除合同。因而，在日后处理情事变更问题时，亦应当采取当事人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