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生活中，案件的繁简不同，争议大小也不同，个案不一样，如果都采用同一程序无疑是对司法资源的一种浪费。因此，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允许采取某些简便措施，哪怕突破法律之规定，这样可显著提高诉讼效率。“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法官在法定的诉讼期限内完成了审判任务，就是诉讼效率的体现。但从诉讼实践来说，案件是繁简不同的，而法定的诉讼期限是一致，法官应当尽可能的在法定期限内完成疑难案件的审判任务，而不能在相对简单的案件上浪费过多的时间。因此，一位法官不仅要具备能够“谦恭地听，睿智地答，审慎地想，公正地判”的美德，而且还应具有行动迅捷、遵守诉讼时效、力争高效的司法观念。”[1]　法官可以适当创新，能动地开展工作。比如关于简易程序问题，我国民事诉讼法及其若干意见对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过窄，也过于原则，在简易程序与普通程序转换上也规定的较为笼统“由案件的复杂程度决定”，而案件的复杂程度没有标准，这就为随意转程序提供了借口……再比如实践中的“一元钱官司”即小额纠纷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但由于没有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进入法院以后，拖的也是较长时间。 “一元钱诉讼”从经济上来讲实在是得不偿失，但这并不意味着小额利益就不应该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为保护小额的、零星的、众多的利益，建立小额诉讼程序是势在必行……基于我国实际，应选择重新制定一种小额诉讼程序的立法思路，以实现司法接近民众的目的。本文在对我国简易程序进行反思和检讨的基础上，提出了设立小额诉讼程序所应依据的价值基础和初步的运作设想。[2]　笔者拙见，小额诉讼甚至可尝试一审终审，不允许当事人再上诉。笔者曾就一件刑事案件的上诉问题撰文《本案上诉是否有效》并曾引起探讨：一审法院依法判处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的故意杀人犯李某有期徒刑１５年，对此判决，被告人李某仅以“量刑太轻”为由，提出上诉，要求枪决自己。笔者认为，这种上诉是无效的……即使上诉有效，除增加一个案件数、增加上一级法院工作量之外，没有任何实际意义。[3] 当然，这种创新，存在于理论中，用之于实践还有些距离。
　　第五，提高领导素质与领导方法，加强业务领导。
　　任何一个单位如果没有比较好的领导者，就会成为一个松散的缺乏战斗力的团队，也就谈不上高效率。实践证明，民主式的领导方式最能促进工作效率的提高。相反，家长式领导只能压抑部属的智慧与才能，削弱部属的责任感，阻碍效率的提高。因此，当加强与规范法院领导班子建设，构建梯队组合，努力提高班子的决策水平，增强领导班子的全局意识，增强全院同志的团结。法学是一门较专业的学科，在法院领导人员的配备上，加强业务领导尤显迫切。另外，领导决策时，当以审判为工作重心，不要搞什么花架子，比如参与招商引资等等。
　　第六，提高人员素质，采取“高薪养廉”等激励措施，调动人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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