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范教授在书中所言，中国古代法的重要作用在于惩强暴，以救乱世。法律仅仅是乱世所需，仅仅是用来救暴止乱的。如非乱世，法就成了夏裘冬扇。（3）东汉时期的王符就认为：“法令赏罚者，诚治乱之枢机也，不可不严行也……罚不重则恶不惩……故凡欲变风改俗者，其行赏罚也，必使足惊心破胆。”（4）唐陈子昂也说：“圣人初制天下，必有凶乱之贼，叛逆之臣，圣人诛兄殄逆，济人宁乱，必资刑杀……凶乱既灭，则必顺人施化。”（5）这些都把严法重刑看成是不正常时期所必需的手段，也就是救暴止乱的工具。因此，法或刑常被看成“不祥之物”、“凶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苏东坡才声称“读书万卷不读律”。法既然那么不吉利，又有谁喜欢它呢？
三、 从中国古代法的结构看，法律以
刑法为主。
刑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犯罪活动，而犯罪活动则是人与人、人与社会间尖锐矛盾的产物。这就会给人造成一种印象，即一切诉讼活动都是因为与他人的尖锐矛盾而起，故自然会进一步加剧双方人格关系的紧张程度。
瞿同祖先生在其一篇学术讲座讲稿《法律在中国社会中的作用——历史的考察》一文中曾提到：“试观唐、宋、元、明、清律，主要是
刑法、诉讼法及行政法，都属于公法的范围，民法很少，对于大部分民事、商事都为法律所不过问。”（6））因此中国古代法不是主要用来调整人民及人民团体的生活和活动的，这大不同于西方的法律。至于律例虽然属于民事性质，但违犯规定的处罚方式同样是附以笞、杖、徒、流处分，这于刑事犯罪无所区别。从这里可以看出，民事争议的当事人如果将纠纷提交官府处理，那败诉的一方将受到刑事意义上的处罚，自然会从深层次上加强双方业已存在的矛盾，造成双方人格关系的紧张。
四、 从中国古代的诉讼文化看，贱讼观念是为最显著的特征。鄙视、厌恶诉讼活动，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化观念的典型特征之一。这一思想层面的认识既是诉讼加剧人格关系紧张的逻辑起点，也是诉讼加剧人格关系紧张的必然结论。由此可见，贱讼观念与诉讼加剧人格关系的紧张有着相辅相承的关系，下文将结合范忠信教授的观点和我个人的一点认识，对中国古代法中贱讼观念的有关问题进行一些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