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非司法性法律审查分析
立法是国家重要的权力，但是立法机关包括行政立法机关，不可能共时性反对自己。立法机关或行政部门的内设机构，也不会反对本机构。假如人代会制定了《防雷法》，“法规审查备案室”因它“和
宪法的冲突和抵触”，建议宣布废除，这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如果国务院制定了《防雷法实施办法》，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备案司认定它“和上位法不一致”，也是很不可能的事情。如果这些内设机构胆敢冒犯和异议，难免会遇见一个时代中的怪物――“组织轮盘”这个东西，就会将异议者们无情吞噬。在现今最广大的干部，在暗夜中将组织轮盘操盘手纷纷喊“爸爸”或“爷爷”的盛世，通过直接任命制“安排”的“干部”，如果他们反对自己当任上级制定的规则，否定自身的“权源”，亦即本世纪初期中国正式法源之所在，他失去了“理智”――趋利避害，应是普通生物的理性。立法性和行政性法律审查，行为人一定会缺乏内在激励，面临着“亏损危险”，法律审查妹妹“大胆往前走”，必然是反生物理性的。同时必须认识到，虽然人代会成天和国外议会访团干杯联络，但它莫得法子完全担当议会功能，从而也被视为“议会”――行政官也是“人民代表”，人代会实行“议行合一”，讲“合”，不讲“分的科学”。这个机构蕴含的权力组织方略，在现代制度学家眼中，是奇怪的――如同男女老幼共睡一炕，休息、产子仍并行不悖，令“过于现代的人们”，容易产生怪怪的感觉 。
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的自控性法律审查，这种非司法性的法律审查或违宪审查，构成本权独大，致司法权旁落。这种情况，直接导致对法律合法性审查的诉权，处于保障不力态势，也会导致自身的制度功能低迷――人们无法恰当地提出审查诉求和进行审查结果预期，因而制度将失去社会信任。法律审查，不是从“法律制度生理知识”中箭头符号指出的部位，即“司法性机构”产出，而是从政体腋下产出，消灭了法律规则的可诉性 。而引领法律制度发展的社会维权，总是从建构司法诉讼程序出发的。没有适当诉讼程序设计的法律制度，制度运作效益明显大于零，明显近似于零。中国信访制度，乃是例证。
在人治社会，上级权力对下级权力施行绝对控制。虽然这种上级管制下级是“天经地义的”，但是，超越人治模式，我们也可能发现随意性层级权力管控，可能具有“某种非妥善性”。要辨识出上管下“非妥善性”，就必须认识到现代社会法律规则的属性。在现代性的制度概念里，法律总是一种群体意志的合意结果――即使事实的法律并非是合意程序产物，但是为了制度的社会承认需要，在纯语言世界，也需要标明法律的公共性。同时，地方法律，包含着建构地域自治性的现代因素，因此立法权力并不宜理解为单纯的从属关系。一个公共性权力，干涉另一个公共性权力，如何干涉，是现代法制建构者，要反复思量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