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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六月一日
二稿于京城蓟门园
【注释】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法学理论专业2002级硕士研究生。
〔1〕 张冠梓：《论法的成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2〕 L. J. Pospisil,The Ethnology of Law, Cummings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8, p.2 .
〔3〕 Ibid., p.2 .
〔4〕 林端：《法律人类学简介》，载《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1页。
〔5〕 转引自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页。
〔6〕 同上注，第116页。
〔7〕 同上注，第119页。
〔8〕 同上注，第125页。
〔9〕 对于分析实证法学对法律本身的研究进路笔者并无异议，甚至很欣赏他们把法与价值两分，纯粹地研究法律的思路和做法，问题是他们若只把法律视为“主权者的命令”，则其研究所及只是法律的一部分，“现代西方社会中的国家法”而已；本文认为这种视角下的法律是精妙的，逻辑的，但同时却又是残缺不全的。他们的研究总结和明晰了现代西方社会中国家法的特征和规律，但仅此而已，虽然他们的分析概念也会为一般法的研究提供精良的工具，“霍菲尔德对基本法律概念所进行的极富有影响的研究结果，给最令人伤脑筋的原始法问题的分析提供了一个体系”（霍贝尔：《原始人的法》，严存生等译，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4页）。
〔10〕周长龄：《法律的起源》，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1页；比较徐国栋：《家庭、国家和方法论》，《中外法学》2002年第2期。
〔11〕 参见郑成良：《法的起源》，载张文显主编：《法理学》，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79－180页。
〔12〕 孙国华：《法的概念和本质》，载孙国华、朱景文主编：《法理学》，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0页。
〔13〕 相关评述可以参见葛洪义：《法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4〕 转引自博登海默书，第42页。
〔15〕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页。
〔16〕 张文显：《二十世纪西方法哲学思潮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132页。
〔17〕 同上注，第370页。
〔18〕 同上注，第136页。
〔19〕 参见林端兹文，第31页。我国一些法学家在对乡土中国民间秩序的讨论中也表现出这一倾向：“我的重点是秩序和知识而不是法律的定义”（梁治平：《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与秩序》，载王铭铭、王斯福编：《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86页）。
〔20〕 转引林端兹文，第33页。
〔21〕 转引自霍贝尔书，第40页。
〔22〕 霍贝尔书，第17页。
〔23〕 同上注。
〔24〕 特纳：《社会学理论的结构》（第6版），邱泽奇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25〕 波普诺：《社会学》（第十版），李强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页。
〔26〕 特纳书，第13页。
〔27〕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费孝通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15页。
〔28〕 可参见上注，第五章相关内容。
〔29〕 蔡文辉：《社会学理论》，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版，第74页。
〔30〕 马林诺夫斯基：《文化论》，第54页。
〔31〕 同上注，第76页。
〔32〕 Hoebel , The Law of Primitive ,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p.5 .
〔33〕 周长龄书，第7页。
〔34〕 霍贝尔书，第11页。
〔35〕 博登海默书，第226页。
〔36〕 例如，“一切问题，都是由当事人自己解决，在大多数情况下，历来的习俗就把一切调整好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92－93页。）
〔37〕 例见霍贝尔书，第106页，第119页等。
〔38〕 特落布里恩岛上的居民的互换习俗、其中包含的义务性质以及他们的心理活动可详见马林诺夫斯基的《原始社会的犯罪与习俗》，原江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以下。
〔39〕 在社会学理论中非正式制裁是与正是制裁相对而言的，与后者是有组织的，试图准确而明确地调整人们的行为不同，非正式制裁本质上则是散漫型的，包括该群体或共同体成员们自发表达的赞同或反对。（参见王铭铭：《想象的异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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