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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同样的进路来解释节日的产生和作用、宗教或习俗的起源与本质，对于法律而言也是如此。
（二）功能主义之法律观
功能主义法律观，就是借用社会学、人类学功能主义的方法和进路来考察法律。它并不简单地等同于描述法律的功能和作用，而是要深入到法律规范所存在的整个文化背景中去，也就是说，“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找到法律的位置，我们必须对社会和文化有一个广泛地考察”，〔32〕在当时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人际交往因素、土地权力分配状况、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之下去理解社会规范与法律，这样才可能得出正确理解了“他们的”法律的法律概念，而不是现代人思维体系中误读了的初民的法律；进而，也只有对形态各异的“他们的”法律正确地加以理解，才可能正确地理解“我们的”法律，理解一般意义上法律的概念、范围和特征。
人们欲想弄清楚法的概念问题，深化对法的本质、作用问题的认知，不能绕过法的起源问题。〔33〕下文即拟采用上述方法对初民社会法律规范的源起分两方面－－法律产生的原因和条件来加以解释。
（三）功能主义之法律观对法律成因的解说
功能主义法律观认为，法律的成因应当从人们的需要谈起。
首先，人类社会不能没有规范，无规范则无秩序。秩序代表了一定的确定性、连续性和规则性。如若没有这种规则性，在一个无序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条不同于别人的有人类行为潜在可能的路，那将导致混乱，……这个世界就会变成一所疯人院。所以说，社会只有在最基本的秩序中才能得以存在。〔34〕法学家博登海默在强调法律秩序这一价值时也说过人具有重复在过去、被认为是令人满意的经验或安排的先见取向。〔35〕因此每个人，以及社会都渴求秩序。而秩序的存在和维持诉求的是一定群体中人们共同的行为标准，以及人们对这种行为标准的遵守，这便是社会规范。通常，即便是最简单的初民社会也会有传统、习惯、业经确立的惯例、文化模式等社会规范。
其次，许多法学家以为初民社会是一个人人都遵纪守法的“黄金时代”，只需通过习惯或者道德就能维持良好的秩序；或者认为初民社会中习惯的力量十分强大，不需要法律也足以维系，那里的法律只是民族习惯等等。〔36〕然而，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发现初民并非那么“自觉”地始终严格遵守习俗，更谈不上是遵守规范的标兵。初民违反习惯、社会规范的行为小到诽谤和侮辱，大到偷妻、通奸、乱伦、杀人等，都屡见不鲜。〔37〕另外，马林诺夫斯基对特罗布里恩岛上互换习俗的研究也表明了初民并非那么无私，对习俗和规范的遵守用外在控制力加以约束并非多余。特罗布里恩岛上的村民和渔民之间长期形成了一种用自己的蔬菜和鱼与对方交换的习俗，双方在礼尚往来时慷慨大方，从不斤斤计较。这表面上看来的确是一个互帮互助的和谐模式；其实在交换活动中始终充满着障碍，存在着抱怨和互相责备，极少有人对他的伙伴完全满意。互惠成为一种习俗是双方生存的必须而非自愿，人们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将来更大的回报，以及炫耀的欲望、显示慷慨大度的抱负、对财富和食物积累的极度尊重等目的才这样做，除此之外，只要不损害声誉不会损失预期的话，无论何时，土著居民都设法逃避责任，确切地说，他们的行为同文明社会中的商人的行为极为接近，因而约束的强制力并非多余。〔38〕从上述田野调查的描述可以看到，要维护初民社会的秩序，社会规范是必不可少的。
最后，虽然初民社会不乏控制秩序的社会规范――诸如习俗、道德、舆论、禁忌等等，但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并不完备；具体说来，它们至少具有以下三种缺陷：
第一，初民社会的原始规范缺乏明确性。它们大多采用非正式的制裁方式。〔39〕它们效果常常有限，原因之一是因为这部分制裁通常不确定。〔40〕在个人的越轨行为被发现后，如果有惩罚的话，他们往往并不真的清楚紧跟而来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惩罚。另外一个原因是，个人感情、相关社会地位以及群体团结的情谊，可能消减了人们运用社会制裁的愿望和能力。初民社会中的传统、习惯、原始的禁忌等常常采用这样一种非正式的制裁方式，其本身缺乏明确性和确定性，因此它们多是依靠人们的自觉遵守或不确定的相互监督；对于违反这类控制的制裁相当软弱。因此随着社会的发展，私有观念得到加强，个人愈加独立，人们越来越多容易逃避原有的社会控制手段，原有的控制方式已不能起到相当的制裁和制约作用。
第二，原始规范与法律规范很大的区别在于强制力不足。道德、舆论等原始规范往往是一种内在的控制――这类控制是指那些引导人们自我激励并按遵从的方式行动的过程。〔41〕与运用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社会约束来促使人们遵从的各种外在压力的外在控制相比，人们往往更容易从内心认同这些规范的有效性，但这种激励并不是时时都可以见效的，〔42〕也不是对每一个社会成员都有同样的约束力。如果相信人类学家们所描述的“自私的”初民并不是对读者的欺骗，那么对于这些违规行为若没有更强的制约手段，社会秩序就将难以维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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