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力：我不想为了理论而理论，而是针对问题出发，我希望在探索过程中寻找，但我还是有一贯性的：我分析思路一贯，语言风格一贯，注意细节、喜欢理论、喜欢多视角，在别人研究过的领域发现别人未发现的东西。对我影响较大的有：1、马克思、毛泽东对我影响较大，历史唯物主义还是我的始终观点，这也是费孝通观点；2、韦伯，对现代化的悲观情绪；3、尼采、霍姆斯、波斯纳对我影响较大；4、中国对我影响较大的是费孝通先生。
——您的演讲像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的问题是：非法证据排除为何首先发生在刘涌身上，我了解审讯中确实出现违法采证的情况，这样是否教育意义更大？到底是启蒙还是革命，是一揽子解决问题还是一个个解决？从刘涌开始不是更有教育意义吗？
苏力：这样可能让人民对法律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刘涌花几百万，十个刘涌都被毙了，如何取信于民？即使老百姓看法错了，但他们有权利错，我们要耐心等待他们接受，这是中国政治和法律全部合法性所在。
——如何看待司法解释的造法性，在法治上如何面对？
苏力：司法解释和重要，但容易太过。如关于奸淫幼女罪，解释说如果行为人不知道是未满14岁，而对方自愿，则不定该罪。这实际上混淆了立法性事实和司法性事实。什么叫立法性事实？公民必须满18岁才有公民权，不同于司法性事实，最高法院经常混淆两者，如齐玉苓案。所有问题都可归结为
宪法，防止以宪政名义摧毁法治。正如美国的“穷尽原则”：
宪法是最后遇到，而非首先提出，不能光看善良意图，这是中国法学中缺少经验层面的东西。
——法科学生存在法律信仰缺乏，这是法学教育的最大障隘，有何看法和解决办法？
苏力：信仰和怀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怀疑恰恰是信仰的表现。真正的不信仰是无动于衷，提出问题也是信仰，信仰是过程。
——如何看待本土化和全球化问题
苏力：我不关心本土化还是全球化，而关注解决实际问题，强调能否使人信服，能否是中国富强。
——中国从训政到宪政有什么具体问题，从台湾方面有什么可借鉴的地方
苏力：台湾问题我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中国可以从台湾汲取经验和教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