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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空前，为我们提供了历史性机会，我们是有幸的，可能做出某些发现。空前使任何前人表述都不足以解决现实问题。法治实际是一个没有目的地的过程，永远只有前方的跋涉。
　　
　　有一个类似的比喻：热闹的婚礼不过是婚姻的开始，真正的婚姻是长期的、平凡的、历经艰难的过程，婚姻只是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开始，这种理解可以使人们更好地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其中隐含了中国法治的另外一种复杂性，也会遇到两难，所以现代的法治只是现代生活方式而已。我们要依据现代规则而活着，在时间的流逝当中塑造我们每一个人，进而重新塑造整个民族。这就是信仰法治的经验状态，因此我们一定要重新理解法律的空前性和中国社会变革的空前性，就像中世纪骑士决斗时扔下的白手套一样（象征挑战），这是时代和社会给我们的白手套！谢谢！
　　
　　范愉教授点评：
　　
　　我的学术立场和方法与苏力接近，最近也完成了一篇文章，是关于中国法律职业与共同体的问题，也是以刘涌案为依托的，结论是：大家对中国法律职业共同体的期待在以往法学家眼里是难以实现的，没有达到广泛认同，不可能照搬西方法律职业在整个社会和法治中的作用；同时中国的法律共同体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利益共同体，基本上为社会所批判，所以期待它完成整个法治的进程包括司法独立是有点过高了，随着社会分工的明确，法学家的位置应该摆正。
　　
　　由我做这次评论可能不大合适，应由观点不同的人来进行；朱的后半部分有点像他自己所反对的那种宏大叙事，他自己也说：‘正如尼采所言’……这并不是批判，只是反映了法学家的一个定势，不自觉地要找一些形而上学的东西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中就容易暴露出他的破绽，下面几个仅供大家参考。
　　
　　首先，他时不时地用一些标签的话语来描述我们的社会，如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这些描述类似于从身份到契约的表达，可能有非常重要的规律性价值，但也有着不完善、不准确、不能涵盖所有内容的地方。在新的社会发展中会形成新的社会结构，很可能形成新的熟人结构，匿名化会使消息传递和人们的情感沟通便捷化。
　　
　　另外苏力提到了“空前”，但又说到社会的特定性和固有的文化，那么这种特定性为什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呢，如果没有具体的分析的话，仍然不能得知到底这种变革会给我们的社会和民众带来什么，所以我的结论是：应回到具体制度、具体问题的分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