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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涌案中最严重的问题都在法律人身上。田文昌自称最反对行政干预，却在该案中给诸多领导写过许多信！……先定后审的情况都反映司法的不独立，不是说法律人不能提意见，但专家意见只是陪审团意见，不是法官有可能忽视的问题，不需要专家意见，这样做只是为法官拿专家作挡箭牌提供可能。法官主动放弃司法独立，主要是中央干预、舆论干预，输家是整个法律系统。
　　
　　我能够理解甚至宽容中国法官的处境，但并不意味着这些问题不是问题，他们亟待解决。
　　
　　如果二十年前刘涌案能引起这么多变迁吗？社会变迁、时空变迁，更要用中国自己的视角审视问题。我们目前经历的这场变革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可比拟：经济上废井田开阡陌；政治上从血缘到地缘，从分封到郡县制，形成封建国家；文化上也是礼崩乐坏、百家争鸣，文化与意识形态重建的时代。我们现在经济迅速增长，信息激增，人员流动带来社会的陌生化和匿名化，产生巨大变迁，民族国家想象共同体产生，对国家有认同。为什么骂中国国奥而不是骂马来西亚，这里有一个想象共同体，因为我们认同它。民族国家为主体构成的国际秩序，文化的日益普及和传媒的日益发达，政党体制以及从上到下官僚为主的科层制，这些都表明中国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传统社会信用体制的崩溃，学生考试作弊，官员腐败。学术腐败，对政府官员普遍的不信任，包二奶，宰熟以及对农民工的社会性的歧视；各种思潮、流行和尝试：快餐文化、痞子文化、大话西游等等。一切都被重估，如尼采所说“重估一切价值”。因此“忠厚是无用的别名”，同性恋出现了。一切都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文化上更是彻底，现在谁能用仁义礼智信写一篇文章？这个转变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要回应这个挑战，不是由法律人来独力完成的，应由民族完成。
　　
　　要扎根于我们的时代，不要总谈五十年以后的，我们的答案是要在这个时空中作出的，我们一定要避免当留声机和肉喇叭。所有法律问题都必定是地方性问题，当代中国已与世界紧密联系，要在世界背景下研究问题。要在中国的现状考虑问题，就不得不考虑农民问题，中国的农民毕竟占了整个人口的61％以上。因此送法下乡的成本加大，历史的必然、时代的潮流湮灭不了这样的问题，如法学院作弊的程序正义之辨，这就是中国的法治问题。
　　
　　这些问题仅仅依靠纯粹法条主义很难解决实际，不是简单照搬西方，不是简单的制度化演绎。我们要理解“空前”的含义，要求我们有更多的创造、想象；要求具体、认真论证而不是概念的法治；不是附带的研究法律问题；不是为映证某个理论的实践材料，我们必须生活在生活之中。必须借助现代科学研究方法、工具和发现，而不是空谈“法学是人类古老的学科”，多学科的知识方法不是因其新，而是它能否解决问题（举迁徙自由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