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功能与次级团体
刘思达
【全文】
《职业伦理与公民道德》一书事实上是涂尔干在法国波尔多大学与索邦神学院（巴黎大学的前身）授课的讲义汇编，其中涉及关于国家、合同以及财产权的理论。由于本书并非一部专著，因此其章节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像《社会分工论》或《自杀论》一样紧密，但它依然集中体现了涂尔干关于政治社会学与法律社会学的基本思想。在这篇书评里，我将集中讨论涂尔干关于民主制下反思功能的实现与次级团体的作用的论述，并试图揭示这一理论对于中国法学以及整个法治进程的一些启示。
在关于公民道德的讨论中，涂尔干分析了民主制度下国家（State）与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的关系1。这一国家与政治社会的界分是涂尔干政治社会学与法律社会学理论的核心。政治社会由一些次级团体构成，而这些次级团体服从于一个主权机构，即国家。涂尔干将国家定义为主权权力的代理人与政治社会中各种团体的最高机构，公民的道德存在通过国家得以实现。对于涂尔干而言，区分各种政治体制的关键因素是政府与社会意识之间的沟通。民主制意味着更大范围的政府意识以及这一意识与个体意识的集合之间的更密切的沟通。因此民主制是一种基于反思的制度，反思可以使公民更有理智。涂尔干认为，民主制在反思功能的实现上具有优势，这是民主国家的道德至上性之所在。
社会的范围越大、复杂性越强，就越需要反思机制。然而，在大尺度社会中，国家本身变得无法承担这一责任。这便导致了现代社会的所谓“政治疾病”（political malaise）。涂尔干认为这一“政治疾病”的原因与“社会疾病”（social malaise）相同，即缺乏在国家与公民之间起保护作用的次级团体。根据涂尔干的定义，“次级团体”是处于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些“抵抗体”（resistant bodies），它们应当是可以持续运转的社会的自然的和正常的机构2。在本书中，涂尔干指出了两类次级团体：（1）区域性团体；（2）职业团体。区域性团体的作用随着人口的流动性增强逐渐减弱，而另一方面，社会分工使职业生活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因此职业将逐渐取代地域归属而成为主要的社会团结方式。这一界分无疑是基于涂尔干著名的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界分，而社会分工则是上述转变的主要原因3。作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媒介（intermediary）的次级团体在这二者之间建立了一种间接的沟通，从而防止政府对公民实施暴政，并且同时防止公民吞噬政府。从另一个角度讲，次级团体因此也承担了在大尺度社会中实现民主制反思机制的作用。
如果将次级团体理论放在涂尔干的整套社会理论中分析，可以看到这事实上是涂尔干解决现代社会失范（anomie）问题的一个尝试4。而他对职业团体与职业伦理的特别关注，也是根源于他在现代失范社会中寻找有机团结的努力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