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人权的社会性与自然性是密切相关的。人的自然性、“天性”是人权产生的必要条件；而人的社会性则是人权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二者是统一的，也是相互渗透的。人的社会性是人权的主导因素，人的自然性是人权的前提。同时，人的自然性也受社会性的影响而有所发展变化。强调人权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核心在于“把人当人”，从而懂得尊重人的人格尊严与自由，珍视人的生命。
因此，笔者认为，有必要对
宪法中的“人权”概念作扩大解释，承认其自然性，从价值层面对人权进行界定，认识到其应然性。这样才能实现对权利的充分保障，从而实现人权入宪的初衷。
（二）我国宪法中人权外延的缺失
此次
宪法修正案的另一大缺陷在于，将“人权”二字写入
宪法，规定在“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一章中。然而，人权的外延是什么？我国是否存在一套完整的权利体系与“人权”相对应呢？
当“人权”一词被谨慎使用时，人权并不是某种笼统抽象的“善”。它在特定、明确、通俗的意义上表达了对个人尊严和真正的个人自主性的尊重，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正义和非正义观念。在国际文件中，尤其是在《世界人权宣言》中，被列举的每个人的人权包括：生命权、不受任意处决权和获得身心完整权、不受酷刑和虐待权；不受苦役的自由权和不受任意逮捕、拘禁或其他人身束缚的自由权；刑事程序中的公平受审权；在自己国家中居住和迁徙的自由权，包括离开任何国家的权利和返回自己国家的权利；良心、宗教信仰、表达和结社的自由权；参政权；获得法律平等保护权；以及要求满足人的基本需要的权利。《世界人权宣言》通过之后，联合国又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人权公约，规定了一些补充性的权利。如在《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之中，政治自决和控制自然资源都被作为权利。后来，又争取使和平权、健康环境权以及政治上、社会上和经济上不断发展的社会里的生存权得到承认。
我国宪法中目前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主要分四大类：（1）公民参与政治生活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包括：平等权，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政治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集会、游行、示威自由），批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2）公民的人身自由和信仰自由，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宗教信仰自由；（3）公民的社会、经济、教育和文化方面的权利，包括：劳动的权利和义务，劳动者的休息权，获得物资帮助的权利，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进行科学研究、文学艺术创作和其他文化活动的自由；（4）特定人的权利，包括：保障妇女的权利，保障退休人员和烈军属的权利，保护婚姻、家庭、母亲、儿童和老人，关怀青少年和儿童的成长，保护华侨的正当权利。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