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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约束机制的缺乏为工业社会提供了一项全新的任务，即限制它自由发展的空间，但是困难在于，并不能从现代经济、科学的模式中得到完成这一任务的方法。
不管缺乏道德凝聚力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分析对环境危机并不能立竿见影。第一，为限制增长和科技进步设立的道德限度或界限究竟应该置于哪儿并不清楚。第二，任何人都有理由怀疑这种限度是否最理想。第三，救世的愿望只会改变意识，并不能促进结构性变化。这种呼吁充其量只是要求社会精神基础的改观。但是，伯格已经清楚地指出，现代意识是一个不能被轻易收拢的口袋。虽然它用不同的文化特征提供了选择目录，但作为整体的文化是不能选择的，至少在社会层面是如此。文化传统造就了社会，衡量其代价和好处没有任何意义。
虽然价值观的改变是可能的，但社会却不能置身于文化传统之外，现代社会必然是基于科学的社会体系。 这并不意味着技术变化就可能用集约消耗代替粗放消耗。典型的粗放模式是使用大规模的、复杂的、指数性损害的装置，而集约模式则包含了小规模利用无害资源的技术。不同能源消耗方式的争论不仅是获取所需能源的最好方法，也是争论者希望生活其中的社会类型。但是，证明这种理想转型可能性的前提则是新的技术知识的发展。
社会学原则被认为深深植根于居主导地位的西方世界观中，所以创建全新的环境社会学，就要舍弃传统，重新建立不同的世界观。伯格对建立在“人类中心主义”上的社会学不感兴趣 ， 人类中心主义将人置于地球生物中不可逾越的至高位置，而非人类中心主义或生态中心主义则声称，人只是物种群体中的普通成员 。 前者认为环境对人类有价值，所以必须保护它；而后者保护环境的理由则是它有其内在价值，而不管人类的价值评判。
这一问题的争论焦点是：“自然体的价值是内在的，还是由与人类的关系或人类的目的决定的？”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以及各种中间立场都能够得到合理的证明。人类中心主义的追随者在这场争论中被视为“深层生态学”和“浅层生物学”两大阵营的共同敌人。深层生态学承认超越人类利益的自然体的权利，其基本观点是把所有生物看成是目的而不是手段。
现在与深层生态学对立的人类中心主义观已被动物权利运动替代，该运动的支持者相信动物是权利的主体，尤其是它们有免于伤害的权利，这就要求防止伤害它们。如果这种观点是纯粹基于利益的考虑，那么这种利益是自然本身的利益，而不是上帝或人类对自然享有的利益——这事关重大。然而，这样的立场可能面临不能克服的理论困境；第一，难道只有像鲸这样的高等动物才有权利主张吗？蚊子、蚂蚁有无这样的权利？第二，如果动物是权利主体，那么植物呢？一种限制动物主观权利的观点认为权利的预设取决于其忍受能力，另一观点认为，只有能够辨别其自身是否受到伤害才能享有权利。第三，是单个物种享有权利，还是物种群体？如费恩伯格指出的，只有个体才是权利的主体，重新确认每一种动物的权利，不仅有利于像鲸这样的高等动物，而且会推动对待自然的主导观念的转变。
另外，生态中心主义要令人信服，其根本任务是如何从不同利益中抽象出环境保护的共同标准。就技术而言，要把社会资源在环境保护和经济产出之间合理分配，就要建立社会中立曲线（community indifference curve），实现人类和自然利益两大目标的结合与平衡。由于适宜的环境对于人类和自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生态中心主义的具有挑衅性和争议性的主张的影响已相当微弱了。尽管社会学理论对于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颇有微词，但环境社会学的观点和视野也不应拘泥于“生态中心主义”的教条和对它抱有过高期望，运用其他方法和程序研究环境问题，似乎才是明智的。
6 环境组织与环境意识
讨论西方文化在环境问题中的作用是社会学的宏观理论视野，但是文化在环境问题上的具体表现则是公众的环境意识，而环境意识的宣传和发展除了依赖大众媒体之外，其最根本的推动力量还是各种环境保护组织。在形形色色的环境组织之中，对绿党的研究是不能排除在社会学的视野之外的。绿党是以政党的面目出现的，但是只根据其环境保护的主张是不能与其他政党区分的，因为没有任何政党否认环境保护的必要性 。 绿党在本质上是代表一种新的社会理念的组织，它认为生态环境危机实质上是现行生产消费方式和人类终极关怀的危机，它要对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进行彻底变革，要在一种全新政治哲学的指导下实现政治、经济和心灵的绿化 。
绿党等环境保护组织是随着20世纪60～70年代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而壮大的，与社会运动结合的环境保护组织对环境问题解决予以推动的一个表现就是各国公民环境意识的显著提高。许多国家的实证调查已有力地证明，民众已经把环境保护看作是最迫切的问题之一。环境意识不再仅仅是社会先驱者的思想，而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意识。调查结果显示，它的显著性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不断提高。1989年夏天，90%～98%的欧盟成员国居民认为环境保护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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