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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国的政治体制内，政党虽然作为政府机器之外的组织，但其对政治制度的冲击却不可忽视，如同维尔所言政党作为对大众民主制的控制工具并不是客观中立的，政党通过政府机器谋求宗派目的的现象也不鲜见。在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内政府只是作为党派利益的延伸。可以说目前我国的情况是权力集中在一些位于正式政府结构之外的人手中，“一个分散的法律政府已经被一个集权的非法律政府所替代。”更贴切的说是政府部门内部权力分散的努力牺牲在政府外一个具有超强整合能力的政党手中，这种缔结组织已经将分立机构重新包拢在一起。这样政治权力的中心则从体制内转移到了体制外。之所以导致这种结果，是因为主导改革者一方面在做制度的改革、建设，然而自身却脱离约束，置身于环型封闭的均衡结构之外。改革的路径而不是改革的目标最终决定了改革的结果，路径依赖的痕迹清晰可见。
作者从职能、结构和过程三个相联系的观点入手研究政治体系，在讲到政制国家中政治体制职能中的控制职能时说“对大众民主制的控制不是客观中立的，而且一些自身就必须受到控制的组织，无论是政党、利益集团、压力群体或媒体。这些控制工具自身具有双面刃的性质，这是在一个自由社会中，还是会有一个力量相互抵消的体制来运作，因此控制职能要求有某种方式的平衡观念，也就是说控制永远不能只是单行的渠道。” 从作者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不仅在政府机器内的内在的制约平衡是必要的，政府机器外的对民主控制的社会力量之间也应建立均衡，以防止这种控制成为一种单线而非相互的不封闭的监督体制。作为我国政党制度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发挥着民主的控制功能时，其内部即政党之间如何建立这种均衡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我国执政党“党内民主制”改革的试行验证了这种趋势的实践性，姑且不对这一举措本身做出评价，但这至少说明了，像矛盾的普遍性一样，任何组织体内都存在着处于均衡左右的态势，以及这一动态均衡不断调整的过程。
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其它的社会组织之间，多元化的组织发展势必会导致一个社会中不同声音的出现，组织之间的对峙和均衡也会慢慢的发展起来。拿我们目前媒体中（电视、电台、报纸、网站等等）对一些新闻事件（包括政治事件等等）往往会出现压倒性的意见和倾向，相异的调子则常常被抑制。当年美国在线公司宣布要收购时代华纳公司的时候，从经济学看，两大公司的合并或收购的最根本的理由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说白了，就是两个公司合并的价值超过单个公司的价值，也就是经典的协同理论说： 1+1>2 或1+1=3。但是这种新旧媒体结合而形成的新的超级媒体霸王在信息的内容上和网络上究竟会有多么开放？是否意味着互联网作为一个开放的和民主的论坛的终结？纽约大学媒体所有权研究项目负责人马克.米勒说：“这次合并非常清楚的表明互联网已经不再是辽阔的民主旷野，尽管还会有很多小的表演者在边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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