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法 1 6％ 11 73％ 8 53％
信托法 0 0 0 0 0 0
证券投资基金法 12 67％ 17 94％ 11 61％
外汇管理条例 0 0 13 100％ 8 61％
责任条款平均比 3 22％ 13 77％ 8 61％
统计说明：
（1）本统计表的统计根据是各部单行金融法律法规规定的“法律责任”一章，
信托法没有专门规定“法律责任”一章，只是在个别条款中零星规定民事责任。
（2）条款数量的计算以法条为单位，根据出现的次数计算出条款数，因而会出现几种法律责任条款分布重复情况，例如同一条款包含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法律责任。
（3）“比例”中的百分比是根据该种法律责任条款数占整个“法律责任”一章总条款数的比例。
（4）“责任条款平均比”是将各单行金融法律法规的条款数量和比例平均计算的结果。
由此可见，金融法律责任制度中民事责任条款所占比例寥寥无几（平均只占22％），好多情况下民事权利受到侵犯时无法从金融法中援引相应条款得到救济，尤其在新的
宪法修正案出台后增加了私权不受侵犯的条款后[20]，金融民事责任立法的薄弱性更加凸现出来。
（二）完善我国金融法律责任制度的几点建议
鉴于我国金融法律责任制度存在上述不足和缺陷，笔者认为，我国金融法治需要一个完善的金融法律体系，更需要一套健全的金融法律责任制度，大城市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目标，更需要金融法律责任的制度化作为责任保障。我国在逐步完善金融法律责任制度方面，应该根据立法中实际存在的不足和缺陷，在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注意[21]：
1、合理配置金融权利义务资源。
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生长发育时期，市场调节本身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要求金融市场上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外部监管的加强，由此我们对现行金融立法中存在大量的义务性规范的立法现状能够给予充分的谅解，但金融法治的实现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守住一种立法模式而停滞不前。金融环境是一国或者一个城市投资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法律环境又是金融环境的法律反映，金融法律关系主体的权利往往是投资者更关心的对象。我国现行金融立法也有注重权利立法的典范[22]，但整体来说义务性规范占更大比重的金融立法还是处于立法状况的主流地位。金融法治的最终实现需要金融立法在权利义务资源配置方面做到价值趋向的合理性。探寻各单行金融法的私法性质的金融关系，附之以私法性质的调整规范，增加权利性法律规则，彰显现代法治的私权保护理念，是今后金融法的制定和修改过程中需要慎重考虑的一项价值取舍任务。
2、贯彻责任与义务相适应原则。
我们对金融立法在当前情况下注重责任程度和责任开放的现状同样予以谅解，但是我们也会同样对责任与义务的适应性或者相当性问题给予更大的关心。技术性是金融法的显著特征之一，这个特征为立法者在金融立法时对金融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的加重或者减轻提供了自由决定的余地，但金融法同时还具有统一性和正义性。前者要求立法者在制定一国金融法时要考量国际金融市场的跨国性和统一性问题，并尽量在考虑一国国情的同时与国际金融规则靠拢，完成金融立法的“接轨”任务，这一要求在中国加入WTO后显得尤为重要；后者要求立法者要遵循法的正义价值，单纯注重责任或者责任程度超越了金融法律关系主体的金融法律义务，都是与法的正义价值背道而驰的立法行为，并且会殃及到金融法律责任制度化的价值取向，因为健康有序的金融市场需要的是良性金融制度，包括良性金融法律责任制度。因此，笔者建议，在实现金融法治的道路上，在建设大城市国际金融中心的过程中，金融立法尤其是金融法律责任立法应该及时的对金融实践领域的反馈信息进行加工整理，适时的调整责任制度，争取达到责任与义务的整体性平衡。
3、强化金融民事责任，依法保障私权。
从前文对金融法律责任的缺陷与不足的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当前金融民事责任确实属于金融法律责任领域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这无疑会给金融法律责任的制度化带来不容回避的障碍。但笔者认为，这一立法障碍不是不可逾越的。以
证券法为例，
证券法主要是顺应了我国金融证券市场的初期发展而出台的，由于当时（乃至现在）证券市场上的不法行为或者违法投机行为盛行，扰乱了证券市场的正常发展秩序，证券立法加大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的比重是可以理解的，但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们又发现缺乏民事责任的证券立法，反过来又给证券市场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许多因在证券交易中受损的投资者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的法律保护。最高人民法院也曾经出台了相关司法解释，对诸如虚假陈述中的民事责任进行了相应规制，然而证券市场的民事违法行为绝不止虚假陈述行为，所以，
证券法中的民事责任确有完善的必要性[23]。同样，基于私权保护在现代法治社会构建过程中的突出地位，其他单行金融法也应该在制度化进程中关注民事责任的修改与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