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教权社会的特定语境下，人们对性权利的态度，往往会被贴上文化卫士或攻击手的标签。但是，除却文化、道德的解读，性权利在法律上是种什么情况？作为新兴人类的法律家，采一种什么视角呢？　
　　 在世俗化社会的视界里，性权利是人类人身自由权利的组成部分。世俗化法治国家，除强奸、儿童色情、未许可的性经营行为、有害公序良俗的性招徕行为外，对“私人空间”内性自由交往活动不设置法律代价，法律仅仅制裁不能有效合意的性交往。法治国家法律不干涉公民性自由和性权利，但对破坏性自由的社会行为，如强制他人交媾、强行猥亵等性侵犯，进行法律干涉；对在公共空间的性交易进行干涉，以维护公序良俗。退一步来说，即使在管制色情严厉的非教权国家，法律惩治色情营利，并不是惩罚基于自愿的性交易人，而是惩罚营业的业主、在公共秩序中的性服务招徕人。在台湾等地区，淫亵不是法律概念，猥亵构成违法――猥亵是一种性交媾以外的、单方意志的性举动，双方同意的类似举动，就不再是法律上的“猥亵”――哪怕洪水滔天，再“淫”不过。　
　　 在社会交往关系中，性本身不一定是个坏东西，也不一定是个好东西。但是可以确认的是，“强制或暴力＋性” 一定是种坏东西。这就使性和法律规范性的基点产生了联系。　
　　 法律，存在两种法律，一是服务强制与暴力的法律，一是服务合意与和平的法律。不同的法律，实现不同社会竞争关系的调节。伟大法学家不会想到用法律去规范性本身，而是对性现象本身持宽怀的态度。著名法学家龚祥瑞教授曾说：谈恋爱，是性欲。沿着伟大法学家的思路，我们将性问题，剖离出性欲的成分，而不置评说：如果谁需要对性欲本身产生异议，这是对对人类发难，人类个体没有资格来谈这个问题：因为人就是性欲活动的产物。　
　　 法律规范介入性的社会调节， 在教权社会是针对性本身，而法治社会关照的是性的社会交往关系的合意属性。“强制或暴力＋性”，成为法治社会的法律规范内容，而默许和平的性活动存在。我们看到怀孕上学不稀奇，如果不违背事先明确校规的话；人们通过自由购票，观看展示性魅力影象；我们也看到许多世俗国家的性产业，具有远远高于教权社会国营企业的服务标准而合法存在；人们也看到合意交媾，成为《廊桥遗梦》这种体现人类温柔怜悯的文化作品主题；我们看到了比基尼，甚至在不影响公序良俗的情况下，抛弃比基尼的人类天体运动；还有自由世界中，各类形式的性聚会。这类场景，总是被教权型社会主导力量认为大逆不道。　
　　 世俗化法治社会的法律规范，体现出维护人类自由合意规则的品质：法律规则的建构，本质上是维护合意性的人类行为。维护合意行为，是法律规范的道德原点，目的在于有效制裁暴力和强制的社会交易方式。在法律意义上的“暴力”，既是指武力，也是之其他人类不情愿认可的支配性力量。同时，反强制与暴力的法律，将最弱者的保护，作为合意法律规范补丁。这就是指，对于行为能力受自然限制的人群，通过法律给予特殊保护。这从各国打击儿童色情活动中，可以看出对于规范中的合意性，进行了完善性的建构。当“一般性竞争模式”，也成为部分社会群体的压迫性生存模式，这种压迫感受的产生，来源于个体的自然属性，实行法律特殊保护，成为了完善法律伦理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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