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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因为，自成所统帅之师乃是一个“革命党”，是以对财产的再分配为目的的农民组织，而不是一个维持现有财产制度、发展财富的“执政党”。因此，搜刮民财被视为“革命”的目的——脑袋掖在裤腰带上，不就是为了有朝一日分财做官吗？这样的再分配过程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难道造反者不是为了抢来财富，分而食之吗？如果不是，造反干什么呢？人家为什么要跟着你李自成呢？所以，所谓腐败说，根本是张冠李戴，在没有正式制度的情况下，谈何腐败？只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如果财富的再分配超过了一定的限度，就不仅官做不成，甚至连脑袋也保不住了。不过，应该指出的是，实事求是地说，李自成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清军入关，即便没有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清军迟早也要入关，否则，在自成掌握着生杀大权——暴力政权的情况下，即便是大肆进行粗暴的财富再分配，失尽人心的情况下，自成一时也不一定要失败。元朝蒙古贵族的统治可为鉴照。
事实上，从中国历史上看，很多王朝上台之初，都不免犯下“革命党”的错误——在进行财富在分配的过程不断地破坏脆弱的生产力。清朝同样如此。史料记载，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后，大肆圈占土地，放羊牧马，给社会生产力造成巨大破坏，统治之基同样岌岌可危。如果不是及时扭转了这一趋势，满清贵族也必然会黯然退出北京。毛泽东在率领同样是农民组成的队伍取得了全国胜利后，进行了成功的财富再分配，建立了稳定的小农所有制，可惜的是，他最终也陷入了企图用不断的财富再分配的办法——所谓改变生产关系——来改造社会，最终走了破坏生产力的老路，“一大二公”的社会试验完全失败。
历史证明，在王朝时期，哪个统治集团能够最迅速地完成合理的财富再分配并将财富的分配法制化，哪个王朝就能够“国运长久”，长治久安。因为，如果财产不能成为稳定的、可以带来预期收益的权利，谁会为财产的增加而努力呢？而如果没有这样的努力，财富如何增加呢？而财富既然不增加，只是在再分配的过程中不停地损耗，这样的社会如何能够长治久安呢？
中国王朝时代的社会主要特征乃是“政治权力支配社会”，而其中最主要的表现乃是“政治权力支配财富分配”，在分析战国封建主形成时，刘泽华先生认为，其土地所有主要来自封赏、争夺、索取、纳致、政治交换、政令分配等方式，正常的买卖土地则仅是一种特例。（《洗耳斋文稿》，378页以下，中华书局2003年6月第一版）在这样的模式支配下，大家拼命追逐的是权力，通过权力来获得财富，而不是通过市场买卖来获得财富。按照经济学的观点，经济资源无法获得最优化的利用，财富在政治权力的转换中流转。这样的模式甚至一直延续到现在。君不见，在人民最不满意的诸如房地产、电讯、汽车等领域，财富的流转往往仅凭一张“条子”，一纸“许可证”，只要你拿到了那么一张纸，成千上万的财富不费吹灰之力纳入囊中，而普通百姓，哪怕你再有能力，对不起，您也没参与的机会，这样的社会，能有谁对创造财富热心呢？大家只能对权力产生高度的热情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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