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为何反腐
陈虎
【关键词】民间反腐
【全文】
商人应该全心经商，教师应该认真教书，这是一个百轮运转的现代社会最起码的有序状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是对它的最好概括，但是偏偏有些人不愿意安守本分，越俎代庖地去管一些本来不属于自己管的事情。8月29日的《南方周末》头版就报道了这样一则故事：海南商人何海生停止了自己正常的经商活动，将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揭发海南司法腐败、净化海南司法环境的工作中去，被誉为海南反腐“黏合剂”的他成了当地贪吏的“煞星”，是一名不折不扣的“民间反腐英雄”。像所有读者一样，我对这样的与风车作战的“孤胆”英雄总是怀着十二分的敬意，但何海生蹊跷的突然死去又让我从对个人的景仰中猛然惊醒，促使我从各个角度去质问悲剧得以发生的根源，我的疑问是：反腐败这一本该由政府部门行使的公共职能是如何落到个人肩头的？
一个普遍的但极具危险性的解释是：这些民间反腐斗士具有极强的正义感，反腐的公共职能是道德高尚的个人主动承担起来的。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对近几年来民间反腐稍作梳理便不难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所有的民间反腐英雄本来应该尽情地享受家庭幸福的喜悦、享受事业成功的快乐，他们走上反腐之路并非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心甘情愿。就拿何海生的例子来说，如果不是何海生母亲投资的公司被海口市中级法院无故查封，如果不是在这之后法院一系列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蹊跷判决让何海生心生疑窦，恐怕连何本人也无法想象自己有一天会走上这一条反腐不归路的。反腐勇士们也想在一方纯净的天空下安居乐业、尽享天伦，他们不会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腐败群体是多么的庞大，这个群体的能量又是如何的惊人，他们也不会不知道，自己将要为反腐支付的成本将是多么的巨大，将要为反腐付出的代价将是多么的高昂，然而他们之所以还要挺身而出，其实是基于一个很无奈的现实，我们应该清楚：民间的道德产生于非道德的土壤，民间的正义产生于非正义的制度，个人担当起反腐的公共职能的根源恰恰在于制度缺陷所造成的非道德与非正义！是的，女娲本来不是擎天柱，只是因为天漏了才有了后来补天的传说。没有谁是出于单纯的正义情感而去抵御残暴的统治，也没有谁是出于纯粹的道德良知而与腐败分子作殊死的搏斗，在畸形的社会里，连正义都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正是在被迫选择之后、在被迫斗争的过程中，他们才渐渐开始超越一己之私利，开始为了整个社会的公益而去斗争。那种认为公共职能之所以落到个人肩头从一开始就是少数道德精英自觉自愿承担起来的说法实际上遮蔽了一个让人触目惊心的事实：个人是被迫承担起反腐这一公共职能的。只有这样理解民间反腐，我们才不会避重就轻，才不会睁眼说瞎话，才会正视民间反腐背后隐藏的制度性缺陷与体制性根源，才能在将来的反腐斗争中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用鲁迅肩扛闸门的比喻似乎可以很好的说明这一现象：国家专门设立的反腐机构其实相当于一个肩扛闸门的勇士，他的职责就是扛住闸门放民众到光明的地方去，正是因为他的存在老百姓才能在各自的位置上安居乐业，才不用担心有一天闸门会突然掉下来切断自己与光明的联系，这种情况下，民众最终担起闸门的原因只有两个：一是闸门突然变得过于沉重，即反腐形势过于严峻的时刻，公共部门仅靠自身的力量已无力支撑，眼看闸门即将落下，百姓即将面临灭顶之灾，为了避免这一结局，必然有一些“身强力壮”的人会“主动”或者被政府号召顶住闸门，以弥补政府在反腐斗争中人力、财力和智力上的不足，比如在社会斗争形势异常激烈的时候，政府部门往往会发动“人民战争”、走所谓“群众路线”，号召大家共同承担公共职责，在战乱时期，软弱的政府还会游说社会上财力雄厚、势力强大的人物或势力以协助自己加强对某些地域的管理（如解放前蒋氏政权就曾联合上海各大帮派头领共同治理上海滩）。此种情况之下，有关部门是在对其应该履行的职责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仍然感到力不从心的情况下才将公共职能分而化之，继而与民众分而担之的，此种公共职能转移机制在政府资源也较为贫瘠的现实之下似乎无可厚非，然而相比之下，另一种迫使民众担起闸门的做法：故意推委、甚至是有意逃避公共责任则是不可原宥的政府过错，相信很多人都有类似这样的生活经验——居民区内有一条臭水沟，太阳一晒就臭不可闻，按说维护公共卫生、清洁市容市貌，这应该是政府有关部门的职责所在，但是如果它左推右脱，就是不予清理，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当地居民自己动手，还自己一个清爽的生活环境，这与居民的公德心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只是因为它牵涉到大家的切身利益，而维护大家切身利益的有关部门又悄悄地放下了肩头的闸门，放弃了自身的职责，老百姓才在一种别无选择、一种更为无奈的形势之下，再一次扛起了闸门。反腐败也是一样，由于人力、财力和物力等等资源均受制于其他机关，反腐机构在现有体制当中并不独立，更因为体制问题，反腐机构内的“寻租”现象也十分普遍，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就是某些地方“反贪局”往往就是“贪污局”，反腐干部与腐败官员沆瀣一气、蛇鼠一窝，为腐败分子撑起了一面巨大的保护伞，正象报道中所引用的一位律师的话所说的那样：“海南省为什么10年来很少有法官出‘事情’？不是没问题，而是动不了”，由此可见，实际上由于政府反腐不利，反腐已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真空地带，很多的腐败分子由于各种原因深藏在关系的网络里、深藏在体制的角落内，让人奈何他不得。巨大的反腐的真空地带即意味着相关地带更加猖獗的腐败与更加严重的危害，报道中，何海生希望创建一个民间反腐中心和民间反腐基金会，让我们感到诧异的同时也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为何同是反腐，却要在官方和民间设置两个重复、并行的机构呢？何海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他难道不正是希望用民间的力量来弥补这一反腐的真空地带吗？而在这样情况之下将起初为维护自身利益被迫挺身而出的民间反腐斗士简单称之为“道德精英”和“正义化身”而不去深究深层次的体制问题，恐怕他们自己也能体会到这里深刻的反讽意味——这只能被视为一种推委责任之后心虚的掩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