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加谨慎”与普遍正义
陈虎
【关键词】普遍正义 法治
【全文】
现在法制类题材的影视作品越来越多了，这反映了我们国家正日益重视法治的力量，人们日益关注社会的法治状况，但另一方面，从这些法制作品中，我们也能洞察出现阶段我们国家法治状况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例如，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大雪无痕》中的一段情节就反映出了这方面的问题。片中主人公方雨林因为怀疑一起谋杀案的嫌疑犯为该市副市长周密，在向公安局领导直陈自己的怀疑时却遭到了严厉的批评。领导的理由是这起案件因为涉及到我们党的高级干部，而党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随随便便地处理会影响一个干部的政治前途，也会影响社会稳定，所以不能凭一时意气用事，处理起来要“更加谨慎”。但方雨林是一个只认“死理”的铁骨铮铮的热血青年，对于这些所谓的“政治策略”并不关心，他所关心的仅仅是已经发生的案件能否得到侦破，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能否得到实现，他完全想不通为什么当他们面对一个没有任何背景、没有任何后台的普通嫌疑犯的时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恶克星”，可一旦当他们面对的嫌疑犯是一个副市长、一个位高权重的人物的时候，办起案子来就会面临这么多的困难和阻力，他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愤怒的质问道：“什么叫更加谨慎？为什么他是一个副市长我们就要更加谨慎？如果他是一个普通老百姓，难道我们就不需要谨慎了吗？”是啊，方雨林没有想到一起普普通通的刑事案件竟然如此颇费周折，他更没有想到自己一时激愤、冲口而出的话竟然一语道破我们国家法治建设道路上的一个最大的路障——正义的普遍性。由方雨林的思路只要再往前多走一步，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对于每一个涉案的普通人都能尽到百分之百的谨慎，那么又怎么谈得上对市长这些“特殊人物”的“更加谨慎”呢？可见，归根到底，“更加谨慎”背后掩藏的其实是一个更加令人触目惊心的事实，即我们在对于毫无背景毫无后台的普通涉案嫌犯在诉讼的各个环节其实是相当马虎起码是不够认真的，我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明文规定之下所做的恰恰是与法治精神背道而驰的事情。
其实，“更加谨慎”所反映的不仅仅是虚拟时空里发生的意外情况，由于身份的不同而导致的对于相同情况不同处理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少见。去年轰动一时的同济大学研究生亓培玉被害案就是其中较为典型的代表。亓培玉寒假回家乡安徽阜阳探亲，没有想到被一群地方干部寻衅追打，最后溺水身亡。事情发生后，国内各大媒体均派记者赶赴现场采访，并予以重点报道，而这起案件的案情十分简单，本不应造成如此之大的轰动，而之所以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仅仅是因为被害人同济大学研究生的身份。很多记者都认为这起案子的被害人如果换了一般老百姓，媒体是不会花这么大力气报道的，即使报道了，那几个干部也不会得到如同此案一样既快且重的处罚。对此，《中国青年报》当时发表了一篇十分精彩的文章——《学界的本钱与普遍的正义》，对这种将人的生命按身份划分等级的做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与早几年关于大学生张华救落水老人是否值得的全社会的大讨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处。类似的事情还有多起，1998年9月28日，南京东南大学法律系副主任叶树理教授，在自己的办公室里被来自珠海的两名警察无故拘留并押往上海闸北看守所，后押往珠海。事情发生后，东南大学师生联名向江苏省委书记递交了请愿书，要求尽快释放叶教授，后来在省委领导的干预过问下，叶终于在被逮捕之后的第八天，结束了自己的冤狱生活，重新回到了清新的校园。但是正如年轻学者余杰评论的那样：“如果叶教授仅仅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没有师生为他伸冤，没有江苏的领导为他说话，他的牢狱之苦大概不会只有短短的八天七夜，而他在牢里的‘经历’也会丰富的多。”这并非只是余杰自己妄加的猜测，根据叶教授自己后来的叙述，当时和他关在一起的还有几个人，他们显然是没有任何背景的一介平民，因此遭受了叶教授所没有遭受的种种折磨：一觉醒来，就被看守要求头贴着墙，或腹部贴墙，或站在牢房的厕所上，一动不动……是啊，假如他是一个老百姓，不但不会得到“更加谨慎”地处理，反而会遭到“更加严厉”地对待。联想到几年前的佛山博士街头被打事件之后的社会反映，我们不能不承认其实在我们国人的心理是有身份等级贵贱的思想的。这使我想起了曾经看过的一则美国故事，与此情形恰恰形成鲜明的对比：一个女孩捧着一本相册，兴冲冲地跑到自己的祖母面前，指着相册上的一张老人的相片问祖母：“奶奶，怎么爷爷的照片和历史书上总统的相片一模一样啊？”祖母望着自己的孙女，微笑着说：“我一直都没有告诉你，你的爷爷曾经作过总统，不过，这有什么关系吗？”“当然有，”女孩仰着头，自豪地说，“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呢？”“傻孩子，那有什么好说的，那只不过是一个职业而已，就像有人打铁，有人卖饼一样平常，就算你爷爷做了总统，我们还是要一样的生活啊。”是啊，做总统就像有人打铁，有人卖饼一样平常，仅仅是职业的不同而已，我们还是要一样的生活。说的多好，在老祖母的心理，总统的身份并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变化，他们也不寄望于那些变化，他们只是平常地生活着，和打铁的卖饼的人一样地平常地生活着。我相信，经过这一次对话之后，小女孩的心中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想法：不管是做什么，都是为了生活，而能够改变生活的只有自己的劳动，身份不能增添我们生命的喜乐，更不能为我们带来什么外在与内在的变化。反观自身，也许我们从来没有过真正的法治理想，即便是在现在全民都在畅谈法治的时候我们可能对于法治的精髓也是隔膜的，也许我们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对于平等的憧憬与渴望，每一个人在诅咒特权的同时其实暗中希望的恰恰是使自己成为特权者，希望自己出人头地，成为有身份的人，从而享受与其身份相适应的种种特殊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