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行为人以欺骗手段开立信用证，进口方与出口方之间的贸易合同纯属虚构，订立合同的目的只是在于以此骗取开立信用证、进而非法占有信用证项下的资金；合同订立之后，并没有实际从事合同的交易、履行，行为人也没有实际履约能力，银行的资金被用于“融资”后，并没有任何归还的能力；行为人与开证银行结算、返还银行垫付的款项，只是为了下一次进行诈骗，这是“拆东补西”的传统诈骗手法在信用证诈骗罪中的具体表现。尽管行为人有实际结算信用证资金的行为，但是综合行为人的整个行为来看，这种返还行为只能被认定为其诈骗的手法，行为人通过这种行为实现对信用证项下的资金的实际上的非法占有，主观上是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的，只不过犯罪形式更加隐蔽。这种情况，应当认定为信用证诈骗犯罪。
如果行为人在订立基础贸易合同、开立信用证的环节上，并非虚构，即使有一些夸大、虚构的成分，或是在进行信用证交易中，由于市场的变化，资金周转一时出现困难，而利用信用证交易本身固有的特点，通过信用证交易中资金结算的周期，（一般是远期信用证和循环开证的信用证），以信用证项下资金融通资金周转，本身具有正常的经营业务和履行能力，如在外有债权等，这些行为都不宜认定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
所以，南德集团案应当以信用证诈骗罪认定。南德集团作为进口方，与出口方串谋，以虚构的贸易合同为根据，开立信用证，在自身没有实际履约能力的情况下，通过循环开证，实现长期占有信用证项下资金，从而导致银行对资金的失控，实质上侵犯了银行的资金所有权，因为银行在丧失了基本的“占有权”之后，更谈不上行使使用、收益、处分权了，也就无从谈起所有权；而且，牟其中辩称其正在以筹措到的黄金归还也无法证实，这种情况下，应当认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目的，构成信用证诈骗罪。
（三）案情复杂的，可以以把握较大的犯罪行为立案，以便及时采取侦查强制措施
信用证案件多有涉外因素，调查取证的工作任务重，周期长，而立案前的初查阶段不能使用侦查强制措施，可能会制约侦查工作。所以，根据侦查工作的需要，应当把握立案的时机，避免因为未能及时立案、而没有及时实施侦查强制措施，给侦查工作带来障碍。在对全案的定性认定难度较大，可以先将已经掌握的涉及刑事犯罪的行为立案，如伪造信用证的行为，之后再进行深入的调查。再如，信用证业务流程中，开证行为进口商垫付的货款是外汇，而进口商付给开证行的是本国货币，其中实际上有个换汇过程，所以有些信用证案件可能同时也构成骗汇案件，在信用证诈骗案件定性难以把握时，也可以考虑先以骗汇罪认定立案。
（四）对于已经受过行政处罚的行为，并不影响对刑事责任的追究。
公安机关介入查办案件时，如果外汇管理局、海关等部门已经在移交之前进行了行政处罚的，既不影响作为犯罪再进行处理，也不影响对数额的计算。根据国务院2001年7月4日公布的《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第
11条第2款、第3款，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作出的警告，责令停产停业，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依照
行政处罚法的规定，行政执法机关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前，已经依法给予当事人罚款的，人民法院判处罚金时，依法折抵相应罚金。由该法律规定可知，行政处罚与刑事制裁的性质不同，行政处罚影响将案件作为刑事犯罪处理，这种做法不违背“一事不两罚”的法理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