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说到了绅士的数量减少，但在辛亥革命前一短暂的时期内，绅士的权力与影响力并未因这种数量的减少而相应降低，反而因王权的衰落而有所增加了。新式的学堂和教育只是包括了旧科举的一部分功能，即为社会统治层选拔一批候选者的功能，但真正的学堂选拔几乎还未开始就被打断了，另一方面，旧日科举的拔才功能则在某种程度上由新式的选举接替了，所以，我们还须观察一下清末最后几年的新选举。
清季预备宪政，仿效各国议会制度选举议员以博采舆论。议员选举有二∶一是资政院议员的选举，一是各省谘议局议员的选举。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各省谘议局的选举，谘议局虽非直接的权力机关，但不可低估其当时的影响力。45 据张朋园对全国21省谘议局总数1643名议员中1288人身分的统计，有生员以上功名的议员占89.13％，而据贺跃夫的研究，有科举功名背景的议员的比例比这还要高，如广东谘议局的94名议员全部都来自士绅阶层，因此贺推断：清末各省谘议局议员几乎全部来自绅士群体。46 又据黄炎培等回忆，当时的人们对选举还相当认真，选举尚没有象民国北洋军阀政府时代那样被权力与金钱腐化而贿选成风，47 议员也因此在民间享有远比后来议员高得多的尊重，绅士权力至此达到了一个扩张的顶点，中央及代表中央的地方行政权力出现了某种矛盾和紧张，互有制衡又互有合作，但冲突明显较前为多。1911年10月，武昌的新军仓卒起义，随之各地不稳，举事日多，十多个省的谘议局遂纷纷组织和发动了和平独立，最后导致了清帝的退位，绅权抛弃了王权，漫长的君主制就此宣告结束。绅士群体也许仍然遵奉了儒家“乱不自我、祸非我作”的原则，但按他们的判断收拾乱局或残局则是另一回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是由革命者仓促发动，却是由不革命者使其成功的，而两者当时均没有享受到胜利果实，后者的势力甚至很快就消退了。士绅上失其根，下失其路：上失其根则失去对社会下层的影响力和由下层源源不断补充的更新力，于是在辛亥最后的回光晚照之后立见枯萎；下失其路则大量破落的士绅子弟或潜在的读书种子被驱往对社会的反抗、成为动员民众和进行革命的先锋。48 绅权在抛弃了王权之后，很快就被一种新起的、它更难于抗衡的权力所取代。辛亥革命不是革命的结束，而只是本世纪一系列革命的开始，士绅群体终于在这些革命中被彻底埋葬。
一些学者已指出过废除科举前后绅士城市化的浪潮，尤其在这之后，他们逐渐离开乡土，走进城市从政、求学或者经商，且愈有见识、愈具才干者愈加如此，留在乡村的多为一些年老力衰的绅士，一些暴发的、缺少文化的“土豪劣绅”则逐渐兴起，许多并成了地方上新的头面人物，乡村成了一个被文化精英遗弃的地区，宗法关系淡化，地主与贫困农民的冲突开始尖锐，广大乡村遂成为一块酝酿革命的温床。
传统中国的社会上层继1905年的废除科举开始了一种体制上的自我摧毁之后，在1919年由其子弟发动的五四运动中，则可以说是开始了一种价值核心体系上的自我摧毁。而这一切又几乎可以说是自然会发生的，乃至可以说是一种传统文化要想有一种凤凰涅槃似的更新所不得不经历、不得不承受的。49 辛亥革命之后，曾有过一段短暂的各政党尝试议会政治及武人当政的时期，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单纯的理念组织与单纯的军事力量均未能持久，随后遂有信奉一种意识形态型理念的政党与军事力量的结合，50 并取得节节胜利。
废除科举所引起的最直接、也是本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变化自然是知识阶层的变化。通过“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传统社会在“知识阶层”与“社会上层”之间是大致可以划一等号的，然而，随着“学而优则仕”这一传统的中断，辛亥之后首先是军人，然后是有武装力量作依托的党人占据了社会的中心地位，知识阶层的确出现了如余英时所标示的“边缘化”的位移。51
然而，用“边缘化”这一概念也许尚不足以说明本世纪知识阶层内在成分的种种变化，亦不足以说明其全面和持久的变化。52 更长远、更深刻的可能还是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比起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来，说社会的“平等化”也许是立足于一个更广泛的视角、也是在一种更确切的意义上说的。科举之废除实在是“亘古奇变”的二十世纪所发生的一个最早的重大事件。它的意义要超过一个王朝的覆灭，它也不仅仅是一个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制度的消失，而是还意味着一种起始已有两千多年历史的社会形态（选举社会）的终结，而且还不仅此，它也许还意味着一个有着更为久远得多的历史的社会形态（等级社会）的终结。等级结构不再是法律明文规定，且为人们广泛认可的一种可接受的社会组织方式了，平等的观念已经广为传播并深入人心，成为一种巨大的变革时期的社会动员力量，或者一种和平时期制约政府的力量。它常常被人们作为衡量政府合法性──乃至衡量一切公共领域的政策措施、甚至常常被僭越地作为衡量私人努力领域的事务的一个基本依据。平等的观念虽然常常含混不清，平等的感情却极其强烈。中国在经过了二十世纪这样一个激烈的社会动员和流血革命的过渡时期之后，人们至少在
宪法所规定的法律地位和一些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权利方面已相当地趋于平等，在政治参与的程度和经济收入的方面也要比以前的社会广泛和平均，虽然分化和差别今天又在诸如财富收入等领域不断产生，但平等的呼声在这些领域也同样高涨。追求国家强盛和人民富裕的目标也更为明确且不可动摇。相应于社会平等化的潮流的，则是各种价值追求、生活方式的多元化、以及各种职业声望的自然分流开始出现。
总之，有关中国古代选举所内在具有的矛盾及不断陷入的困境，以及导致其最终被废止的各种因素及其深远影响，笔者就暂时叙述到这里，还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研究，许多疑云需要继续澄清，而我们今天能够比较可靠地指出的一点只是：我们现在依然没有脱离这种影响。古代选举社会后来所陷入的困境，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平等发展所遇到的困境，或更准确地说∶是单一的、硬化的政治机会平等所遇到的困境。这种机会平等自然不同于现代社会的平等，但两者又不是全无相似之处，故而仍可给我们提供一面以古鉴今的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