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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学生数量的增加并不一定意味着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的数量增加，新的中、小学学生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还远不能与旧日功名获得者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相比，远比不上旧日的举人、进士，甚至比不上扎根乡土、融于社会、年龄较大的生员，按照原来新学制建立者的设想，他们还须积以若干年月才能获得类似功名，但后来的革命很快就把这些如一阵风似地吹跑了。37 这样，由于将文化精英补充进上层的渠道实际上已经中断，受过教育的社会精英数量就反而呈不断下降的趋势，文化精英的延续接替出现了“断层”，这种“断层”甚至意味着“断绝”。例如，以大致相应的旧书院与新的中学相比，十九世纪末有书院两千多处，学生近十五万人，1909年则只有中学702所，学生七万二千多人。38 另一个可供参考的数量比较是∶十九世纪末有功名或有爵秩的人的总数为1,443,000人，而在1910年6月散发的，由各省谘议局起草的，要求立即召开国会的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主要是绅士）为30万人。39
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状况亦不见改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反而是恶化了。据罗斯基（E.Rawski）的研究，1880年代清代识字率男性为30-45％，女性为2-10％，平均识字率在20％左右，这一比率不亚于英国和日本现代化以前的识字率。但自1895年后到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期间，全国平均识字率一直在下降，直到30年代，具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总人口的17％，以致于梁启超曾在1915年批评新政说，二十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40
当时新学术、新教育的弊病还可从1905年废除科举以后重新对科举有所肯定、乃至要求恢复科举的呈文略见一斑。例如，1907年8月26日，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在“请变通学务、科举与科学并行、中学与西才分造呈”中说：“然以今考之，学堂之推广既稀，人才之进步转滞。何也？盖原业科举之士失业者千万人，既难一切收入学堂，亦无如许之学堂概归造就，且地方贫困，搜括已穷，新政屡兴，尤苦罗掘。以是一县之中延至一二年，不能有一完全学堂，以资教育，官司苟为敷衍，人才坐见消亡，父兄子弟有太息相戒不学，故一乡十里数十里之中，求一旧有之蒙学馆而不得。又况有学生之习气风潮，潜为构陷，父兄更甘令子弟废学，以免意外之惊，兴学而学转废，岂先后管学务大臣所及料哉。……计惟科举与科学并行，即中学与西才分造，斯益多而害少乎。何言之？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故即有多人应试之州县，尽多贫窘之家，要不阻碍大局。”41 总之，呈文是想以学堂通科举之穷，以科举补学堂之失。又，曾肄业高等学堂，乡荐后又充中学监督教员，并游历日本的举人李蔚然在“请变通整顿学务呈”中也说：“今我内外各学堂，待学生过於优异，食於兹，衣服鞋帽，一切文具，无不取给於兹。财力几何，势难持久，因其费用浩繁，名额不能不加限制，於是得入校者，千人中不及一人，教育普及将何日乎？”所以，他认为学堂急须整顿，按立宪宗旨颁行教科书，按科举成法鼓励毕业生，“科举之弊，近人详言之矣。而其中亦有至善之处，则公平是也。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今日之学生，即异日之官吏，同是编氓，谁甘废弃，倘能改为通学，则收纳既多，向隅自少。惟毕业考试，不能不严定法规，不特糊名扃试宜照科举旧章，并须严重关防，明定私通罪律。寻常考试，可由监督教员酌定，一至毕业，全由学臣主持，学臣亦必於署内奏派专门职员，分司校阅。”42 乡下的农人亦常常表现出对于新学堂的反感。43
曾长期在京曹供职的何刚德则表示了对日后学生出路的忧虑，他说：“今日学堂之弊，与学生无与也，而当时兴学者，急於观成，仓猝定制，人不一心，适蹈不知轻重之弊也。一在毕业太易。科举时代，三年一会试，取进士三百余人焉，三年一乡试，各省统计，取举人约二千人，五贡并不及此数，进士固即时任用，而得意者尚不及半，举贡分途，消纳十不得一，日积月累，后来已拥挤不堪矣。今改科举为学堂，大学毕业视进士，中学毕业视举贡，而且无人不可毕业焉。今默揣其数，试问何以位置？一酬报太丰：前清大学士，年俸三百六十两，而从前出洋毕业回国，当轴极意优待，年俸视大学士十倍且有不止，其次亦必五倍。后难为继，向隅者多，此二者皆视之太重，而势处必穷也，一备索学费：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於学费，其出洋之由於官费者，寥寥无几，其自费之费，即千金之家，亦必裹足焉，是出洋生不得有寒士矣。一不恤生计：学生之弃家产，负重债，以期毕业者，不过求出路以取偿耳，今对待学生者，则曰，学生之头角峥嵘者，不难自谋其生，历次考试，亦有任用，即不然，亦得有学位，则亦已矣。不观当日之秀才乎？秀才中举中进士，固有出路，若终於秀才，则亦有秀才顶戴荣身也，有何不可，不知当日秀才无资，本无产可破，今之秀才，则大半自破产来也。”44 当时学生所费甚多，许多人以破产求学，而观念上又仍以入仕为主要出路，而仕途早已拥挤。
但这些弊病主要还是一种过渡期的弊病，多涉及到转变观念，改进方式，并非是不可治的痼疾，倘若有一段相对持久的和平时期，也许并不难于克服。而试图恢复科举的尝试显然是不可能，也不合适的。问题在于中国不久就陷入了激烈并且持久的动荡，渐进的“教育救国”很快就被看成是不合时宜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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