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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1月3日∶“科考一停，同人之失馆者纷如，谋生无路，奈之何哉！”
1905年11月2日∶“科考一停，士皆殴入学堂从事西学，而词章之学无人讲求，再十年后恐无操笔为文之人矣，安望文风之蒸蒸日上哉！天意茫茫，令人难测。”
作者首先感到的是一种精神上的幻灭感，所忧首先在世道人心，虽仍讲积德可垂之长久，但也知积德不易，尤在失去制度依托的情况下，其次是对文风的忧虑，但最直接的，很快就要面对的则是一种生计上的压力，是失馆失学，谋生无路。
以前对废除八股、改革科举主张甚早甚力的严复此时也采取了一种谨慎的态度，他在环球中国学生会上的演说表明他深刻认识到此事的重大意义，却不敢盲目乐观∶“不佞尝谓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30 而且，他在此篇演说中强调道德将可能沦丧，而社会之所以为社会，正恃有天理人伦，故非狂易失心之夫，必不敢冒言破坏。他还批评了新学校的弊病，强调德育应当更重于智育。31
《东方杂志》当年第11期教育栏转载了《中外日报》1905年9月10日的一篇文章“论废科举后补救之法”，文章指出，中国社会行科举法已千有余年，今一日举而废之，必有大不便处，乃就上谕中安顿诸生，多设小学二事，考虑其有至难处。文章说，停滞于考试之诸生尚有数十万人，大概不免将归于被时代“淘汰”之例，然而，“国家之政教万不能以此念置之胸中，当轴者固宜有策以处之。”32 又说过去读书花费不多，且有仕进荣升之诱，废科举兴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不易言，则于立宪之途更背驰矣。”33
但是，虽有种种忧虑担心，当时社会上总的反应却大致接近于是无声无息，革命派的报刊几乎不注意此事，改良派、保守派的反应也不热烈，既乏激愤者，也少欢呼者，似乎这并非是一个延续了千年以上，且一直为士子身家性命所系的制度的覆亡。这里的原因自然复杂多样∶比方说此事已喧闹多年，从改科举、废八股到主张渐废科举、立废科举，早已不新鲜，人们已有了相当的心理准备；而废除科举的长久、深远的后果也还没有显露出来，上层已仕者可以继续享有自己的既得利益，许多有势力或有金钱者还可以让自己的子弟占据新学堂以及留学的先机。真正悲惨的可能是那些已经从事举业，而又年龄较大、家境较贫、不易改业的生员和“童生”，然而他们散居在广大的乡村，不易形成自己的力量，乃至难于表露自己的呼声。至于大部分的民众，则这事本就与他们无涉。
废除科举对社会变迁的影响
在这最后的一节中，我们准备先约略叙述一下废除科举对辛亥革命之前中国社会所发生的直接影响，最后也对它的长远意义与影响略加评述。
废科举是以新学术、新教育、新人才为号召的，废除科举的直接理由就是为了给新学堂让路，给新教育开路，这从传统方面也许可以说是：为了实现早在王安石改革时就已怀抱在胸的理想：使育才与拔才相结合；而从现代世界大势方面则可以说是：为了普及教育，使中国臻于富强。以下的数字或可表明，1905年科举一途道断之后，新式教育相对于废科举之前的学堂来说，确实有了长足的进展，全国学堂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4年4,222所，1905年8,277所，1906年19,830所，1907年35,913所，1908年43,088所，1909年52,348所；学生总数的增长情况是∶1905年以前最多不过258,873人（不含军事，教会学堂），1907年达到1,024,988人，1909年达到1,638,844人，1912年跃升为2,933,387人，此外，加上未经申报立案的公私学堂，军事学堂，以及教会所办学校的学生，估计辛亥时国内学生数在300万人左右，几乎是1905年的12倍。34
当时学校教育的质量如何呢？据李宗仁回忆∶1907年冬，李参加广西陆军小学第二期招生考试，报名不下千余人，录取仅一百三、四十人，李以第一名备取，那时，陆小重要负责人都是刚自日本回国的留学生，办事认真，执法如山，李仅以报到迟到十来分钟即失去当年入学资格。1908年冬，李又考取第三期，学校教育甚好，经费充足，四菜一汤，有呢制服、大衣，每月有零用钱，而当时物价颇低，师生颇有朝气，注意仪表，学习努力，但入校后第二年，校内发生两次风潮，学风渐不如前，辛亥之后，陆小改为陆军速成学堂，学风及质量更每况愈下了。李宗仁评论说∶“当清末厉行新政时，朝廷中一部分大员和各省少数封疆大吏，可能是敷衍门面，缓和舆情；然下级办新政的人物，都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的确生气勃勃，有一番新气象。不意在革命之后，这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反而消失，以前的所谓新人物，现在大半变成旧官僚；以前的新政机构，现在大都变成敷衍公事的衙门。”35
李宗仁所在的学校大致是属于当时比较好的一类学校，当时的学校由于增长过快，有时是一窝哄而上，教育质量实际上参差不齐，但总的说，当时的学校尚承精英教育的遗风，并具有乡土的色彩。包括许多出洋归来的留学生等各种人才，乃至一些很杰出的人才，也都愿回到自己的家乡，办中学、师范乃至小学，不因其小而努力为之。故我们看许多在本世纪前一、二十年接受初、中等教育的名人回忆录，他们的中小学老师中尚有不少确具巨大才华、当时或后来全国闻名的学者和文化人。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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