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孙宝瑄也有类似的意见，他在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八的日记中写道∶“日内与荫亭论废科举。余谓∶以今日政府及督抚手段，虽停科目，而学校亦必不能养育其才。何以故？以办学务者不得人，故学生程度稍高，必不肯低首下心，甘受无礼之压制。于是动遭嫉疾，不免无故被斥。如浙省大学散堂事可鉴矣。充此以往，则凡国聪达才敏一派，必不为学校所容，而舍此又无进身地，不驱而之乱党几何哉？不如暂留科目，使草野通儒志士得藉此上进。盖科目中多一明白人，即宦途中多一明白人。明白人通显者日多，终为国家之利，科举奚为无用耶？荫亭始不谓然，辨之良久，终服余之说。”17 孙已预感到科举骤废，学校将接不上来，不仅草野之人材，乃至学校学生也可能将激成革命之先锋。
然而，时势似已不可逆转，1903年3月13日，张之洞、袁世凯又一次奏请递减科举，这次主要理由是科举阻碍了学校，会奏说∶“盖学校所以培才，科举所以抡才；使科学与学校一贯，则学校将不劝自兴；使学校与科举分途，则学校终有名无实。何者？利禄之途，众所争趋，繁重之业，人所畏阻。学校之成期有定，必累年而后成材；科举之诡弊相仍，可侥幸而期获售。虽废去八股试帖，改试策论经义，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今不入学堂，而亦能得科举，且入学堂反不能如此之骤得科举，又孰肯舍近而图远，避易而求难。”会奏尤其认为科举阻碍了普遍教育而使国家不能进于富强∶“大抵高等教育之责，国家任之，普遍教育之责，士民任之，唯其众擎，是以易举。中国非无忧时之人也，而绅民不闻倡建学堂者，亦以群情注重科举，父兄以是勖子弟，乡党以是望侪偶，但使荣途不失，何暇远虑深谋！故不独不肯倡建学堂，且并向来宾兴，公车等费，亦不能移作学堂之用。其为阻碍何可胜言！是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将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8 会奏并引乾隆九年（1744年）上谕减额的理由为据∶“国家科目，岂为养老恤贫而设乎？”重申要在三科中将科场名额减尽，使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奏上后，潘庆澜批评张、袁误解了乾隆九年的减额，指出那是为了改进而非废除科举。
1904年1月13日，朝廷正式颂布张之洞及管学大臣所厘订之学堂章程，明确宣布十年三科内减尽科举名额，这是废科举过程中决定性的一步，由于许多争议是在幕后，我们尚不很清楚反对此举的具体人物和意见，19 但从张之洞与张百熙、荣庆为此而上的“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折”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反对者的几条主要理由∶一是恐科举一废则无人再讲中学；二是担忧考核取材不能如科举那样客观公平；三是担心学堂品类不齐，不无弊端。此折一一回答了这些反对意见说∶“兹臣等现拟各学课程，于中学尤为注重。凡中国向有之经学、史学、文学、理学，无不包举靡遗。凡科举之所讲习者，学堂无不优为。学堂之所兼通者，科举皆所未备。是则取材于科举，不如取材于学堂彰彰明矣。顾或又虑学堂功课虽重积分之法，而分数定自教员，难保无以爱憎而意为增损。殊不知学堂功课之优绌，皆系当堂考验，全堂学生及堂内执事人员众目共睹，教员即欲违众徇私，而公论可凭，万难掩饰。臣等尚恐偶有此弊，故于中学堂考试归诸学政主持，督同道府办理。高等学堂毕业，则请简放主考，会同督抚学政考试。大学堂毕业，则请简放总裁，会同学务大臣考试。并不专凭本学堂所定之分数。如是则中西之学既已兼赅，固不患其偏重。取舍之权，仍在试官，更不患其不公。凡科举抡才之法，皆已括诸学堂奖励之中。”此折还不是明言废除科举，而是说“实乃将科举学堂合并为一而已 。”20 但科举实只剩下分等第、黜差劣、奖优秀之意，这大概是所有学校都程度不同地要做的一件事。
科举之革废也受到外部列强压力的刺激。1901年改革的直接动因即起自庚子之变及八国联军入京，且1901年签订的辛丑和约第二款规定：停止外人被戕害地区的科举考试五年，这些地区包括重要的顺天府、天津府、保定府、山西太原府、东三省之盛京等地，如果真的严格实行这些规定，则等于华北许多地区已在1905年前先行废除科举，但事实上，这些地区的考试多只是易地举行（如顺天的考试移至河南开封，山西改到陕西），所以，说科举之废出自辛丑和约并无证据，21 但是，列强的压力及斗争仍是内部改革的一个持久和强大的动因，并常常成为采取改革措施的直接导火索。就像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刺激了1898年的改革一样，1900年的八国联军入京剌激了1901年开始的改革，1904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显然也加速了废除科举的过程：这两国之间的战争竟然是在中国领土上进行，且所争主要是它们在中国的权益，这使中国感到屈辱和改革的迫切性；战争的结果竟然是新起的，通过改革急起直追的东方岛国日本战胜了庞大的、改革缓慢、运转不灵的俄罗斯帝国，又使急欲改革的中国感到某种鼓舞和信心。1905年9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终于会同盛京将军赵尔巽，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与湖南巡抚端方六人一起奏请立停科举，获诏准自丙午（第二年）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这次立停科举之议主要出自袁世凯，而由端方促成之，故奏折是在袁处主稿。22 一向主动倡导改革乃至渐废科举的张之洞，这次却不是很主动，甚至颇有些犹豫观望。以前张、袁这方面的会奏多是在张处主稿，而1905年夏，当袁世凯打电报给张之洞，建议他们联合要求立停科举时，张却回电说他今年已有大量奏折，他只愿附议以袁为主的奏折，并加入考优拔，与举贡考职两段。23 我们所知道的一个坚决的反对者是王文韶，据说王文韶在枢府，恒以聋自晦，为人透亮圆到，遇事不持己见，独於废科举一事极坚持。其时荣禄当国，自以非出身科目，不敢力主废。王文韶谓“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及王文韶出枢垣，端方以江督入觐过天津，袁世凯与之商废科举，乃约张之洞联请诸朝，遂得请。24 《清史列传》卷六十四“王文韶传”亦载：“文韶退出军机后二日，停止科举之诏始下，知文韶在直时持异议。”
|
